生病的花样可真多

好像病了，毫无预警，突然间胸口有难以形容的难受，心脏跳得仆仆声，开始冒汗，全身萎顿。

心脏病发作？不忙。

曾经两次疑似心脏病发作，冲到医院急诊室，一次伴有胸痛，一次就像这次妈的无法形容的感觉，但是医生都是看了看，就打发我回府。

这么说是过于跳跃，我的意思是医生看了应该看的，查了应该查的，还录了口供，做了观察才放归。

要不要第三次去经历同样的程序？病体难捱，去医院却很厌倦，最后还是试着自己扛一扛。医院就在五分钟车程之处，心里有个底。

通常有胸痛的病人到来，就被推到一边有个仪器的那张床，七手八脚就做了个心电图。医生如果看到没有大碍，神色就轻松得多，慢慢问一些公式化的问题：发作时，时间多久？呼吸困难吗？呕吐吗？嘴唇麻痹吗？下颚紧锁吗？

如果答案都是“没有”，医生的口气就更轻松了，抛下一句“你休息着”就走了，来个个护士，量了血压也走了，病人自己顾自己。如此这般量了几次血压，观察了三几个钟头，医生来了，说可以回去了。

有一次却走不得，因为那个女医生特谨慎，说虽然看不出问题，但关系到心脏，不可大意，就把我推到心脏护理室（CCU）再观察。

那是个普通病房，但是对病人有特殊待遇，一躺了下来，床的两边就架起围栏，不准下床，不准坐起来，连小便也不准（？保密）。身上黏着多条电线连接到那些仪器，屏幕上电波流畅，像股市的走势图。

也许是硬规矩，医生说来到CCU就不能直接走出去，必须转到普通病房至少过睡一晚才割牌出去。

无端端为什么会有胸痛胸闷？一医生仔细问：有其他病吗？吃什么药？当他听到我有吃一种压制胃酸倒流的药时恍然大悟说：是了，就是这个，胃酸倒流造成的火烧心heart burn。

是胃酸过多搞的鬼。过多的胃酸不止造成胃痛、胃溃疡，还会不安分挤出胃的闸门，上溯到食道，造成胸口灼热、胸痛、咳嗽，甚至（听医生说）可能造成耳朵痛，真会搞怪。

这些虽然可恨，却不是最可怕，可怕的是食道受不了强酸，久而久之会纤维化，一旦纤维化就不妙，因为那就是癌那话儿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又不能把食道封死。

医生很了解病人的心理，到医院怎能没有取药就空手回？就给了我一些班纳度，说我的病不属于心脏科，应该找肠胃科，平时要小心肠胃。

但这是小心得来的么？要讲如何护胃，那就得从三皇五帝说起，对我已经不适用，除非我从头活过。我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伤人脾胃的事情，尽量破坏人家的情绪，骂啊，攻击啊，讥笑啊，诋毁啊……总希望别人胃抽痉。

顺便说，这次足足扛了廿四小时才好转，偶尔还有心悸。

卡巴星又得空了

卡巴星又被逐出国会，禁足两天，可以回家含饴弄孙了。

他冲撞议长是故伎重施，我隔山呛他是老调重弹，可能随后而来的护星人给我留言指教，不知可有新意。

这次过程也是老套。起因是议员指责政府出钱赞助律师公会的宴会是贿赂，部长答复时有这么一句：如果议员看不到政府与律师公会关系恶劣，就是瞎了。

于是卡巴星指“没教养的部长”提到瞎子是在诋毁盲人。

在争议中，他又指议长是在“玩玩，不认真”。

就是这样，议长叫他停，他偏不停，大声对呛，终于让议长很认真地下了阿星预期的命令。

如果连“瞎子”也提不得，那么我们有很多口语看来是足以让这位“残障代言人”卡巴星做文章的了，譬如指人家看不请情况就是瞎了，听不进某个劝告就是聋了，该说不说是是哑巴。不知以后指某领袖是“跛脚鸭”，或说首都交通“瘫痪”会不会犯他的忌。

他说的虽然表面上似是有理却又没有底气，倒像是阿Q有了癞痢头就讳忌人家说“光”，甚至说“灯”。

即使有理，那也是文化问题。当国会在谈论滥权、贿赂问题的当口，插入这个问题而且咬住不放，显然有意“扯淡”。

卡巴是议会的老鸟，又是法律界的老行尊，岂会不懂议会常规，何况他经验老到，几十年来，从槟州议会到国会，都是用同样的招式来造成被逐、被禁足，得到预期的效果，一来在媒体上大大露脸，二来也不用再开会，可以翘脚。

在我的记忆中，阿星老叔并没有因为发表什么伟论而被逐的，总是像顽童斗嘴皮，玩常规，得心应手。

卡巴星很有资格成为台湾民进党立委的祖师爷，可惜他生不逢”地“。台湾有个绝佳的舞台，他们那个主持会议的院长是个“没有好过有”的人物，任由立委们打架、抢麦、占据主席台、拉扯院长，甚至把他反锁在议院之外，一切悉听尊便，然后一律休会协商，而我们的议长却是个铁面判官，侵犯不得。

这次，连反对党领袖安华和林吉祥都出面打圆场，保证以后遵重议会常规，等于间接认错，议长也不给脸。

我们小民不知议会常规是何物，但觉得议员挑战常规，当场逐出议会以示薄惩也就够了，第二节就可让他们进来，负起民代的责任，而不宜给他们放假，那样对纳税人不公平，对奸巧议员却是太宽厚。

***狗尾续***

吉隆坡人正在反对把国际闻名的美食街“阿罗街”改名为“格左拉街”，霹雳州行动党则酝酿把霹、雪四条路改名，纪念对该党有贡献的先驱人物。

抓到权力之后，想法都差不多。

把一个人的大名通街挂，本有个门槛曰：功在“社稷”，继而降为功在“党国”，再降则为功在“吾党”乃可。

选张照片定终生

老同学来访，闲谈之间就随意拍了几张照片作纪念，不意没多久闲谈和和照片都上了报。

把朋友之间的闲谈写出来且上了报，这种事我不干，因为闲谈的人不用大脑，经不起有心人“前言后语”的比照和分析，冷不防就公开了，会令人尴尬。我们不像政客，尔虞我诈惯了，随时用上心机，百毒不侵。

当年有位同事，某日有一作家来访，相谈甚欢，不意谈话内容被写成文章，猛烈攻击他的观点，发表之后，令他气得跳脚，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学乖，以后有舞文弄墨的人无故到访，心里防着三分就是。

说回我那张照片是在毫无“威仪”下拍的，惨不忍睹，让我一直自以为英明神武的良好感觉顿时成灰。早知会上报，一定叫他动手慢一点，让我另选一张适合的。

报告：我现在对照片有两点主张，其一是上报的照片一定要选最适合的，而不是选最真实的。唯有自己选才有最“适合”，若让他人选，一定很无情地选到最“真实”的“某某晚年的近照”而无所遁形。

第二点主张是：每个人一生都有权利为自己挑选一张照片，给此生定格。不止是让自己舒服，也留给后代崇拜。

以前曾嘲笑“老”朋友为什么要拿看来像他儿子的照片登上报端，如今我到了他的阶段，也长了智慧，认同了他的权利。

我活到老，看到老，发现凡是大人物的照片都是经过“官方摄影师”精心拍摄的，或由马屁官们精心选出的，而不是随意在客厅用傻瓜相机拍一张就可流传千古。

比较不大的大人物也一样，从社团到政党，墙上所挂历届领导的玉照，就可看出来路都是隆重其事的。

所以，当我们提到某大人物时，脑中就会浮现他的某个美好形象，这都是照片之功，大人物既有此权利，我们也不该放弃。

当今世界这一边曝光最多的人像，大概就是画在天安门墙上那张毛像。老毛一生拍照无数，选用这一张一定有道理。我猜想这道理是：领袖看来必须很伟大，很智慧，很慈祥。如果一味讲究“真实”，那就得选用老毛接见尼克逊时或更后期的照片，“眉间嘴角都在抖”的那些照片，那就伟大不起来。

我们普通人选照片有几个考虑，不是说越年轻越好。如果你是个思想家，作家也算，选一张发型像我们的赛哈密部长的最理想，如果没有，也应“庶几近之”，或神韵似之，如果贪美选了一张当年追求女朋友时的清靓白净的，就与思想家或作家对不上号。

但是女作家例外，不论她们贵庚几何，仍该选出最年轻貌美的那张，为著作增光。你何曾看过张爱玲最“真实”的照片？

另一个考虑是：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讣闻广告的照片，乍看之下，总叹惜“又是一位英年早逝的”，然而细读讣闻，才知是位福寿全归、克享遐龄的长者。这种误会是要避免的。

由于大人物选用照片得当，使我们又敬又爱。我心中敬爱的伟人包括华盛顿、英女王、毛主席，当然，还有本土至尊，他们的玉照就印在“花花绿绿”上面，令人求之不得又爱不释手。

道德判官请卸妆

蔡细历爆冷胜出，成为马华二哥。

说明中央代表有更多的考虑，并不因为一个人的私德有亏就判他政治死刑。

更多的考虑因素包括他在政府服务的经验和口碑，以及投票前夕的电视辩论展现的大将之风，给了他临门一脚。

至于光碟事件，早已“除值”，各人心里有数，再打压只会造成反效果。

那个光碟，爱八卦的人也许都已找来看过了，或皱眉，或嘻嘻哈哈，我猜想不会有人当场气得摔烂放映机吧。

如果私底下看得有趣，甚至“羡慕”老蔡的风流，总不能公开表态示同意和肯定的，是吗？

表示肯定既然不可以，那么如果对他此种行为很是愤怒，很不以为然，是否可以站出来公开谴责？

这就是问题。不可以公开肯定，却可以公开否定。是哪门子的规矩？

一个人如果选择过“道德宽松”的生活，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应负什么责任呢？首先，可能面对法律，就像安华所面对的一样。

其次，是家人的背离，朋友的疏远，邻里的侧目，社会的不齿等种种的“现世报”。此外，如蔡细历的例子，是面对选举的失败。

除了他的自作自受外，旁人是否有权补上一脚？譬如，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加以谴责，加以羞辱，简单一句，就是口诛笔伐？

再譬如说，我们痛恨贪污滥权，走私贩毒，杀人放火，我们除了在心理诅咒之外，是不是可以站出来，指某某人贪污，某某人贩毒，某某人杀人……并加以追杀？

当然不可以。正如大人物的口头禅：不可把法律操在自己手里。执行法律，要留给那些有牌的执法者。

那么“道德犯罪”呢？我们就可以把法律操在自己手上加以追杀吗？我们有牌吗？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大批打扮得儒冠儒履、一脸正气的道德巡警兼道德判官，可以任意巡城，可以“明火执仗”，“揪出”道德犯，并判他“有罪”，判词还有加上“不知廉耻”，“不如躲起来”的按语，褫夺一切公民权利。

我们真的有权利吗？我们这些判官是谁委任的？是“人人得而诛之”这句没有法治精神的封建遗毒，给了我们自封的权利吗？

人有家，鸟有家

马华龙头擂台赛，台上大话，台下小话。

我看到的是小镜头：蔡细历带着夫人、公子和千金进场。传达一个信息：家人谅解，同心同德。

老实说，如果不是有这个信息要传达，而是纯粹打亲情牌，那将更完美，因为我喜欢看到政治人物一家大小齐齐出现那种温馨场面，这是对当今冷漠社会、冷漠人心最好的示范。

安华就常常带着妻女参加政治集会，使充满暴戾的政治有了三分祥和。

可惜蔡、安两家都是遇上一些麻烦才出动家人，所以不能算是马来西亚人普遍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从政者的普遍作风，但希望他们能带动风气。

倒是鬼佬们的作风令我大开眼界，譬如美国的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出场的时候，都是老婆儿女甚至老子老娘都上台，让全国人品头评足，记者随后查到他们纤毫毕露。有一个副总统女候选人佩林，出场时怀里还抱着个奶娃娃，不像是要“做大事”的样子，然而鬼佬们就喜欢。

我们的台面人物固然有人带着老婆趴趴走，但多数是讳莫如深。这一来就引起了探秘的好奇心，有人看到蔡家出场后就问：那个林祥才结婚了没有？

不要以为一家大小齐出场是平常事，搞不好会遇上这个说有约会，那个说有行程，若不是高度重视，各人取消约会改变行程，恐怕还凑不到一块呢。

不是说东方人比西方人更重视家庭的吗？也许是，但是看来我们重视的是对家庭的义务而不是感情。鬼佬们是不合则离，我们是不合也不能离。

我们重视的是家庭稳定，不合谐也没关系；他们重视的是家庭和谐，所以他们要做大事的，一定把家庭生活摆出来证明和谐，而我们要做大事的，却把家庭生活当作隐私。（乏善可陈？）

于是我们台上的人物都是一幅“做大事”的嘴脸，单刀赴会，“不受家小拖累”，行如风，坐如钟，直到有一天，他们实在混不下去了，黯然下台，第一句话倒是人人口径一致说：“今后我要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

政客这种“因公而忘家”的伟大表现使我想起几天前又听到电视台有人在讲夏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

不知是哪位老冬烘编造出这个过门不入的烂故事，来突显“公而忘私”的美德。我对这个美德不敢说什么，但这个故事听了很不爽。

如果全心全意献身为公，就应该像那些好汉们说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而不该去害另一个人。

大禹不是忙到三十岁还没时间结婚吗？可是工程来到“涂山”这个地方突然色心大起，与一个女孩子结了婚，三天后就离去不回头，还三过家门不入！

真的那么忙吗？来到家门，进去喝杯茶，抽支烟，问声老婆缸里还有没有米，难道就不能吗？怪不得有人说，大禹不回家是有了外遇，哈哈。

这个烂故事戕害了整个民族的心灵，让我们以为要成为伟人，就必须做到不近人情。我们需要西方的解药。

希望看到更多的政客崇洋，为“和乐家庭”作个示范。

翁诗杰来不来？

马华龙头之战，各路人马华山论剑，万众期待，翁诗杰却说不来。

为什么不来？真是费疑猜。

几天前，小翁说对手蔡锐明不来，是因为怕用华语辩论。现在蔡律师来了，小翁闪了。

你说政务繁忙，谁也听不进去，因为眼见有人为了党务，连联合国的会议也不去，政务哪有这么重要。人们对事情总是“那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总是钻牛角尖，疑神疑鬼说：不来，是不敢乎？是不屑乎？

小翁岂是“不敢”之人？二十多年来，党内过关斩将，智勇双全。如今政见辩论而已嘛，小菜一盅。

那么，是不屑乎？

于是想到小翁性格恃才傲物。我说，恃才傲物不是坏事，但千万不要恃才傲“人”。老蔡好坏是党内前辈，敬他三分总应该。所以希望他也不是“不屑”。

认识翁诗杰二十多年。记得当年报纸上有一场文化大辩论，矛头直指马华。马华党内，唯有翁诗杰是敢拍马而出的白袍小将，力敌群雄，文笔犀利，令人刮目相看，认为此小将终非池中物。

他不但文采出众，也辩才无碍，曾经与林冠英在中华大会堂辩论“谁是政治寄生虫”。我作壁上观（在楼上听），最后的评语是：翁方胜。他的词锋、内容、台风都压到对方。林冠英当时显然磨练不够，还很青涩，几次左支右绌，靠台下同志哄抬气势。

如今两位小将都已成长为大将，一是部长，一是首长，是华社一时亮瑜。

不久前，林冠英与许子根有一场辩论，我不知有直播，错过机会，但冠英不以“今时不同往昔”而拒绝，愿与“手下败将”辩论，尊敬对手，这种为人态度值得嘉许。

但是我对他令尊林吉祥的记忆却是另一桩。

老林在某次大选前，再三挑战李三春到华人区芙蓉来与他竞选，看死老李不敢来，不料老李竟然来了，老林却闪了。

人们对各种版本的“范跑跑”总是铭刻于心的，因为好汉不该放了火就开溜。

这次不是小翁放的火，但是既然嘲笑了对方不敢来，自己就得好好示以颜色。再说，把一个大好舞台拱手让人也不划算。这可不是小舞台，而是电视直播的大舞台，广大华社等着瞧。

不参加辩论，对党内选情固无影响，但对广大华社的观感就不同，毕竟马华号称代表华人。小翁如今攻顶，必然奋力一战。人们期望看到一个本色的翁诗杰，而不是一个“不像翁诗杰”的人。

今天社论看了吗

父老们（当然是我这一代人的父老啦）说，看报纸不看社论就不算看报纸。

课堂上老师也说，社论是报纸上最重要的文章，必须天天看。

这样的话，市面上还听得到吗？

不止没听到，还有更甚的。

在我服务过的报馆曾经作过读者调查，发现看社论的人实在不多。于是英语特佳、重视市场的高层人物试探说，我们能不能索性取消天天有社论，等有大事件才写？

讨论结果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没有社论就不像大报。

然则，没有社论就是小报了？于是有人反驳说，畅销的英文《星报》也不是天天有社论，你能说它是小报吗？

《中国报》本来有社论，浴火重生之后 就没有了，谁也不以为意，说明社论没有也可以，也即是可有可无，不是“最重要的文章”，不必天天读。

社论长期是报纸上的“一言堂”，威了很久，被喻为报纸的灵魂，是主要的卖点，所以报社不惜重金礼聘远方来的名笔“主持笔政”。

五、六十年代，最红的名笔当推李星可、仝道章两位，一来他们的确写得好文章；二来他们曾经被李光耀抓过，一夕爆红。原来写社论也会坐监。

后来，香港出了一位金庸先生，他为《明报》写的社论更是脍炙人口，当然也是该报的卖点之一。本地还有报社情愿奉上版权费加以转载。花钱转载他报的社论，够有趣。

社论从“灵魂”、“卖点”沦为可有可无，其实非战之罪。

在不民主时代，民意没有出口，报纸是唯一出口，所以号称“人民喉舌”，虽然书生躲在斗室内写文章就能反映人民心声，是个奇迹。

很长时期，社论是单门独市不得不看，直到四十多年前，它的地位动摇了，开始失宠了，因为出现了言论版，言论多元，很多鸟在叫，作者涌现。作者写自己的话，比起社论写“众人”的话更有看头。看啊看，就忘记了看社论。是这样的吗？哈哈，也许是的，写社论的朋友多担待。

除了百鸟齐鸣，还有满街的民意代表，各级的YB，“人民喉舌”多如牛毛，七嘴八舌，互相矛盾，互相交锋。

民意代表的言论空间宽阔得多，他们有政治地位，可以放言高论和空论，在殿堂里还有免死牌；报纸则是船头怕贼，船尾怕鬼，战战兢兢，每天例行公事，四平八稳、不偏不倚将就过日子，但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社论俨然是“大报”的华表。

还有人为了看社论而去买一份报纸吗？

或者，买了报纸，社论看了吗？

我问各位是倚老卖老，各位千万不要反问，那样会令我尴尬。

新闻版的框框

现在的报纸新闻版有框框，读来都是评论，没有其他。

从前的新闻版也有框框，内容却没有评论，只有其他。

现在如果看到框框里的文字不是评论而是其他，一定会觉得异样，甚至有人会认为如果不是评论稿就不能算是稿，而是骗稿费的东西。

同样的，从前如果看到框框里的文字出现了评论，就会认为是犯禁，因为报纸的评论，只能出自“社论”一个平台。

报纸在演变，但是习惯会把人僵住。

且说那个框框。过去叫做“特写”或“特稿”，像是一篇散文，叙述的，说明的，描写的。随着副刊的多元化，很多特稿现在可以归副刊，只有一样不宜，就是新闻特写。

我们对特写的第一印象是电影或照片的特写镜头，很少联想到文字的特写镜头，因为这已经是从版面上淘汰了的文体。

读新闻时都很想知道现场情形和气氛。从前没有电视靠文字描绘，如今电视的直播或录播，胜过千言万语。但是要上电视却是求之不易，没有电视照顾又没有文字描绘的新闻，就少了色彩。

很多新闻报导都着重大人物的言论。有些活动是主办者长时间策划和费尽心机筹备的，“不幸”请了一位大人物来剪彩，结果抢尽了风头，上报的只有大人物的演讲。如果没有请来大人物，又恐怕记者不赏脸。其实，有些新闻场景，或现场人物，都比大人物的“他说，他又说，他强调说……”更有趣味性。

不久前看奥运圣火传递，在中国内地所经之处万人空巷，当局动员了万千群众盛装到场，载歌载舞，看样子是辛苦排练很久了。可惜那个电视机镜头却始终只对准火炬手，“目不斜视”一路拍，看了心里好急，转啊，快转啊，给我看路边那个盛大的场面啊，结果是遗憾得很。

报道大型活动如果只是写大人物的演讲，就像摄影镜头只是对着火炬手一样令人遗憾。

新闻特写是给新闻加上色彩。

为什么突然旧事重提？也许是长期独沽一味，口里淡出一个鸟来，就想到一些古早味而已，没别的意思。

走过B型肝炎

B肝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走。

把这段经历说出来，或许可以给同病患者些许鼓舞。

我于九十年代的一次体检时验出有B肝。当时觉得很厌烦，怎么如此不好运，老是给恶疾缠上。

去找前些时候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他也很惊奇，因为在术前的检查中并没有发现。他很肯定，一来外科医生对于通过血液传染的疾病如爱滋和B肝特别警惕，为保医疗人员的安全，一旦发现就必须采取特别防护措施。二来他是我的早年校友，特别用上心。

那次手术并没有输血，所以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传染上。既然发现了，最重要的是赶快检查看有没有Hbe。Hb是B肝，加上一个e是什么？他也不会翻译，只说如果有e就表示病毒处于在活跃期，会传染给别人；如果没有，就表示病毒只是静静地潜伏着。

结果是没有发现e，至少不会害人。

之后每隔半年就检查一次，确定它没有活跃起来。如此过了好多年，因为吃药多了又出问题，一种肝酶GGT超标，就去看肝专科。

医生说，GGT不碍事，喝酒多的人也会这样，何况我在吃药。倒是B肝不可轻忽，叫我去查DNA。

名目可真多，原来病毒也有DNA。也是验血检查，这单项检查收费特贵。好容易等到报告来了，说是：没有查出DNA。

但是，又写着：小于200 copies。

医生说，我的情况很轻微，只差一步就康复，200是最小的数目。

去请教一位做医生的亲戚，他更乐观地说，从检查报告来看，我的病可说已经康复了。理由是：

B肝病毒有三层，外层s，中层e，内核DNA。我既没有中层e ，又没有内核DNA，平时验血看到的只是一空壳s，即是没有病了。

至于“小于200”什么的，是检查者惯用的给自己留有余地的说法，表示当时的确是没看到，但不保证完全没有。

B肝会痊愈吗？他说，如果是遗传的，痊愈机会微乎其微。如果是成年后传染到的，有10%到15%的人会不药而愈。

我算是幸运的一个，也希望其他同病患者一样好运。

太空诺

太空诺是新创的英文字taikongnaut的音，专指中国的太空人，这令中国人很感骄傲，在新闻播报中特别加插这段消息说：英文字典已经收录了这个新名词。

鬼佬也真搞怪，每当一个国家有人上天，就给他创造一个新字，叫什么什么“诺”。美国的诺是A字头，俄国的诺是C字头，中国的诺就是T字头。将来有一百个国家派人上天，就有一百个“诺”，真是没事找事。还是我们的中文好，只需认识三个简单的“太空人”就可以一览天下。

以前美苏比赛上天的时候，文字是很简单的，一离开地球就是太空，去到太空的就是太空人，太空狗，太空船，太空站……

但是现在三个字已经不够了，因为中国追了上来，大国风范毕竟不同，不轻易随俗，首先是“太空人”已经弃用，代之以“宇航员”。于是有“凡是中国的就是最标准的”文字工作者大表赞扬说：宇航员最贴切了，最达意了。远比太空人好，太空人当然应该称为宇航员。

言犹未落，这次神七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已经不再提“宇航员”而改口为“航天员”了。相信凡是派一定追赶得很兴奋。但是，英文却很给“太空”面子，直接用了taikong，不知中国会不会看在这taikong的份上，在骄傲中又叫回太空人。

中国也不是不承认有个太空，还是用“太空行走”，“飞向太空”，“太空养心丸”，只是一来到“太空站”就变成“空间站”了。

我不会分别太空和空间的细微之处，只是觉得建个太空站当然要去太空，但是建个“空间站”何必去到那么高，我家的房间就是一个空间。把太空环境说成空间环境，好像就是在说我的房间环境。

文字用久了就带着用者的情绪，所以每当文字一改，我就有点情绪。

至今情绪未平的，是我用了几十年的银行“户口”，忽然改为“户头”了，就一直嘀咕。后来又看到凡是派先生写文章，说我们用“户口”是如何如何的错到家啦，如何如何积非成是啦，因为户口是古时候的人口调查，“计家曰户，计人曰口”，早就该正名为户头啦。

我查了一下字典，户头的意思是“犹户主也” ，就是一户之主吧，这跟我的银行“户口”有什么关系？

倒是台湾的“去中国化恶搞”出来的用词“账户”还比较沾上边。

此外，我们已经适应了用公制的公里、公斤，本来中国也是这么用，最近我在中国的官方电视台听到越来越频繁地把公斤说成“千克”，把公里说成“千米”了，如：三百千克、三百千米……

乍听到“三百千克”时，前面那三个字“三百千”真是亲切得很，那不就是我们的大马华语了么？我们把三十万说成三百千，那是一间中级房屋的售价，虽然这种语法受到狠批，民间还是顽固如故。

三百千克、三百千米，头脑要转了又转。到底跟不跟？

加一句：“海盗”现在叫“海匪”了。

不知中国的语文专家是太严谨呢，还是太随意。我们这里要“凡是”中国就跟，是有点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