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街，五十一年前

我从南马小城市来到吉隆坡打工，第一步就踏上苏丹街，向公司报到。时间是1961年1月初，我真不想推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那时的南洋商报还没有报馆，只有一个办事处，就设在苏丹街嘉应会馆楼下，由一位主任管辖。同时来报到的还有另外三位。这次一口气考取四名记者是破天荒的，所以郑重其事，在中南马四个城市设考场，录取了四人，三人来自柔佛，一人来自雪州。四人是来隆受训，说明是三个月，然后外放到各地。我们不是科班出身，是“师徒制”，跟着有经验前辈跑。

从那天起，我每天的生活就围着苏丹街转。

最初一段时间是学习法庭采访,大概两个星期。那应该是最方便的，因为法庭就在步行距离之内。出勤时，沿着苏丹街往柏屏戏院方向走，越过“指天街”，穿过“大树头 ”，就上 “玻璃山”。玻璃山是个小山岗，绿草如茵，有几排低矮建筑，就是各级初级法庭。

方言把“法庭”叫做“玻璃厅”，而“玻璃 ”据说来自Police，不知是否有根据。玻璃山就是法庭山，现在当然没有玻璃山，它被铲平，建起宏伟的马来亚银行总部大厦。“大树头”留在人们记忆中，指天街也改了名叫祯禄街。

采访完了就沿着同样的路线回办事处，我写的稿只是给主任看的，要刊登的稿是由那位正式记者写的。那时期很早截稿，大概是下午四、五点就打包赶送机场，寄到新加坡报馆编排印刷，第二天由飞机载来。机场不远，就在旧机场路的那个旧机场。

放工之后，我沿着苏丹街往河边方向走，越过茨厂街、谐街，来到巴生车站搭车回住宿处，我寄居旧巴生路三哩一位老中医店内。

如此每日往返，迎着朝日走进苏丹街，踏着夕阳离开苏丹街。

苏丹街-玻璃山-巴生路，那是生活里的长线。还有短线。

办事处正对面是老牌鸡饭店南香，往右百步之内是大排挡双英斋，可以解决一天的吃喝。那时候的商店比较富有人情味，或者说，服务很人性化。不论是一碗面、一碟饭、一杯茶，只要打个电话，店里的伙计就会送来。之后，他又回来收碗碟。我不知吃了南香多少粉面，多少鸡饭，也不知吃了双英斋多少“上汤煨饭”。

漫步苏丹街，街头的柏屏戏院，那几天的广告画是大大的伊丽莎白泰莱剧照，于是我在这里看了在首都的第一场戏，却忘了戏名。

街上有一间药材点，可以为客人煎药，我曾光顾一次。药店对面小巷里，有老师傅为顾客理发，顾客坐在凳子上，靠街的一条柱子上挂着个手写街招，赫然是“包医烂耳”。

这条街上还有寿板店、积善堂(殡仪馆)、廉价小客栈，有应招女郎出入。星洲日报的办事处也设在同一条街上。

客栈、药店、寿板点、殡仪馆、报社，这些互不相干的行业，却有好事之徒把它们串联起来成了“一条龙服务”，即是：有人去客栈风流，不幸得了恶疾，就到药材店抓药，终于药石罔效，一命呜呼，于是家人在街上买个棺材，摆在积善堂，顺便到两家报馆发讣告。

在茨厂街转角处有个纯华文路牌写着“苏丹街”三字，字体老练，不似其他政府通告中的华文充满童趣。这是我所见的唯一华文路牌，比槟城的“附有华文”路牌早了很多，它应该是个文物了，却不知谁收藏。其实早期的商店招牌和会馆匾额很多是名家墨宝，譬如酒商公会四个字是于右任手笔。后来华文成了招牌上的附属文字，多由匠工制作。

我在吉隆坡不到三个月就“下放”了，大概只有两个月左右。初出道时的兴奋和忐忑，以及对大城市的好奇，各种感觉都慢慢消磨在苏丹街。

一年八个月之后我又回到吉隆坡，报社已经不在苏丹街了，搬到十五碑地里华路，成了有规模的报馆。

回想早年的苏丹街，不似茨厂街和指天街那么喧嚣，显得优雅的闲适。车不多，街边可以任意停车，没有黄线，没有收费格，很是自由。如今，新旧建筑杂陈，高低对立，感觉极不和谐，车流不息，要越过马路就像在赌命。虽然如此，人们依然珍惜，不愿见到它在发展的名堂下被消灭。

当年的“一条龙服务”不知去了哪里，但是老店南香健在，依旧门庭若市，却不知店内人事几番新。我与南香鸡饭的情缘未断，前几天还吃呢。

昔日舞老虎，今天迎老爷

全世界都在庆祝华人新年，不知是当今传媒发达，或者真的是大中华已经抖了起来，觉得今年特别热闹，鬼佬们也知道这是龙年，真是龙行天下。在异国的街市，锣鼓喧天，龙狮翻腾，白皮的黑皮的洋人驻足围观，既好奇又迷茫。

这种情景，难免激起一点旧情怀。忘了在哪一本什么书中读到，当初华人大量移居这个地方时，也带来各种本地前所未见的奇风异俗，尤其是过年过节，神轿出游，娶亲出殡，都是穿街过巷，惊天动地，引得土著们睁大眼睛围观，恰似今日的洋大人。

那时也，人心未受污染，清净无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心，你热闹自热闹，我观赏自观赏，各无猜疑。

后来出了政客，骑着脚踏车深入穷乡僻壤，声嘶力竭鼓吹分别心，强调“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要分得清楚，“我们”的要捍卫，“他们”的要远离。

七十年代有一句名言，烧成灰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位飞机失事跌不死的高级部长说的，他说，华人为什么要舞狮？我们这里没有狮子，只有老虎，要舞就该舞老虎。

这是文化歧视不用说，更巧的是那个年代社会上正流行着一种“老虎秀”，所谓老虎秀说白了就是黄色架步里表演的活春宫。把舞狮改成舞老虎已经是一气，又联想到老虎秀，华人社会这个气可真够大，这个伤也真够痛，它的后果是到处开始设立醒狮队“反制”。

一句“舞老虎”标识着一个时代的暴虐。那是一个非常排斥舞狮的时代，既然舞狮不能接受，其他含有中华文化元素的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才可以接受，什么不可接受，由某些人说了算。

七十年代，一次又一次的马来人文化大会的召开，给国家文化下了定义： 马来回教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其他只有符合这个价值的才能接纳为国家文化。当然，华社的反弹是召开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研讨会反击，可惜不记得有什么定论，只是强调多元。

很多不符合这个价值的东西都靠边站了。一位做广告牌的小作坊老板诉苦：国庆看板都已经做好了，却临时被拒收，因为上面写着“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他们要改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才肯接收。

于是，很多人觉得国庆节目不好看了。

争取文化权利没有停止，偶尔也有好消息传来。有一次，传出国庆委员会已经决定接受象棋为国庆节目了，马华声明是他们的功劳，大家高兴到双手擦耳朵。

历史进入阿吉哥时代，进入“一个大马”时代。

阿吉哥日前宣布，柔佛古庙出游和槟城的大旗鼓，可以纳入国家文化。之前，舞狮舞龙也获得“平反”，不再弹舞老虎的老调。（古庙出游当地有方言说是 “迎老爷”）

消息值得欢迎，可惜迟了四十年。如果当年不要舞老虎而是接受大旗鼓和迎老爷，那是多么温暖人心的事；如今荣获国家认证，只能说迟来好过不来，但是作用不像是春风送暖，倒像是疗伤，多少有点苦涩。

古庙出游已有百多年历史，难得钦定为国家文化，游行时的吆喝声：“兴啊！发啊！”，也许会更灵验了。

给怪兽开凿一个窍

貔貅：龙头，马身，麟脚，像狮子。

龙年全世界都在说龙，因为龙的传人如今抖了起来。除了龙，我们崇拜的怪兽还有几种，这里只说一种叫做貔貅（读音皮休）的，很少人谈到它。

貔貅两个字，字形狰狞，模样也狰狞，是可怕的猛兽，乍看之下，还有点像狮子。它虽然凶猛威武，幸亏它与邪恶势力站在对立面，成了正派灵物，人们认为它可以辟邪，护身，镇宅，招财进宝。

招财进宝当然是最重要的了，那还用说。

我们虽然是龙的传人，但是龙先生平时吃什么食物？谁也不理会，但貔貅的食物却很受我们关注。它不吃草，不吃肉，它的食物很特别，叫做“财”，吃四方之财。也有一说，是吸食魔怪的血而化为财。

除了食物很特别，它在生理上还有更奇异之处，就是七窍少了一窍，换句话说，就是有口没有肛门，只吃不拉。不论吃了多少都不会满溢。

人们提醒别人不要做坏事以免生个孩子没屁股，证明没屁股是很糟糕的事，然而貔貅最忌的，却是生个孩子有屁股，有屁股是大灾难。

 我看到网上有人问万能博士说，他佩挂的貔貅屁股有个洞，不知该怎么办，显得很不安。他说的那个洞，只是普通的洞，不是屁眼，居然紧张成那个样子，可见对貔貅来说，保持屁股没有洞是第一要务。

但是这个世界偏偏有人不信邪，偏要给貔貅补开一个窍，就是要给 它挖个屁股洞，医生说，是人造肛。

消息是从电视上一个访谈节目知道的。受访者是中国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大名叫曹德旺。在青海玉树大地震的赈灾筹款会上，他一出手就是一个亿，扬名神州。

他说，只吃不拉，迟早要胀死。他的貔貅雕像，就是故意挖个屁股。

他是世界级的企业家，肚子里已经有了数不尽的财，所以他也要追随比尔盖兹、巴菲特等人的脚步，将来把大部分家产捐做公益，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放弃貔貅哲学。

我觉得他给貔貅开凿个窍，真是开天辟地以来的惊天一凿！从前有个大神名叫混沌，没有七窍，他的朋友好心为它开凿，七窍完成，混沌就死了。给貔貅开窍，一旦泄了财气，即使它不死，它的主人也会心痛死，

世间貔貅太多了。看到吗？不是摆在商业大厦前那两个像狮子的东西，它不是石刻，不是铜铸，不是玉雕，而是与我们一样，会吃饭会拉屎。但他们是貔貅类，过的很快活。

最近政坛有小搞作，要做官的公布财产，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吃四方之财而变成政治貔貅。有的官爷倒真的公布了，更多官爷却不肯，都遵守财不可露眼的祖训，因此公布财产只是小打小闹，徒增咖啡店论客谈资。

本人非仁厚之辈，不大相信有人会一五一十坦诚公布的财产，更何况即使公布了，觉得其中很有蹊跷，那又怎么样？ 谁能给政治貔貅们的屁股开个洞？

无好家神通外鬼

年关急。不知城里是否还有身为伙计的人在提心吊胆，怕看到那个鸡头。

父老相告，旧时店东要辞退伙计，不愿撕破脸当面炒人，而是依照江湖规矩，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把一碟鸡的鸡头对那个倒霉的家伙，那人心知肚明，自动卷包袱。

这样的事听来好笑，显然是“唐山佬”的婆妈，时代的新老板炒人鱿鱼不看时日，大信封随时送出。但是唐山佬也有比较特别的，他们就是不肯祭出鸡头来炒人，我就知道有两个例子，可以拿来闲聊。

例子之一：年轻老板子承父业，把一盘家族生意做大，成了挂牌的大企业。我认识那个年轻老板，二毛子，讲究现代化管理，但是在他的机构里还有些员工早已超过退休年龄还在那儿晃着。福利如旧。他说，没办法，是“老的”吩咐，这些老伙计不可以辞退，要让他们做到自己不想做。

例子之二：情况差不多，但不是大公司，也不是子承父业而是换了业主，老东家对新东家提出的条件之一是保留老员工。我认识其中一位老员工，七老八老，天天上班，其实也没什么事做，可能跑一趟银行就是一天的工作。公司里还特备一张小床，让他休息。他就这样年复一年上班，一直做到他忘记上班的路，甚至忘记回家的路，不用说，他是患了严重的脑退化，当然不再出来了。

唐山佬是把员工视为风雨通路、共同打拼的战友，宾主关系有始有终，大家义气博义气，体现了传统的价值观。

现代化管依法行事，抽离了人情，劳资之间，关系趋于冰冷。

或者说，唐山佬的方式必须是小生意才行，大企业就行不通。不见得，日本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度，多少也是这个意思，不景气时不裁员，风雨同舟，你有情，我有义。

现在终身雇用制度开始崩溃，有人说，日本货如今不再有品质保证，那么多汽车出毛病回收，可能就是职工的忠诚出问题。

员工和老板之间的恩怨，说来一匹布那么长。没有人规定老板一定要仁至义尽，也没有人规定伙计一定要无保留效忠。

最近有一场场边论战，牵出的正是这个课题，有的骂打工仔不忠不义，打工仔则说不必愚忠愚孝，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 。

我觉得，要骂老板尽管骂，但是一码归一码，不要牺牲优良的道德观念。毕竟，忠义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崇奉的价值。

以最低要求来说，“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应该是起码的职业道德，也就是说，还在任职期间，应该终于职守，不做破坏公司的事。至于离如何职之后，那就看各人的遭遇和品格了。


当年中国文化革命的时候，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把千年传统道德搁置一边，宣扬大义灭亲，儿子出卖父母，小子斗老子，成为进步象征。事后回想，那是一场灾难。

至今为止，大概还没有人不敬佩关公的忠义春秋，也不敢用愚忠愚孝来冒渎圣人。那些把一切忠孝说成愚忠愚孝的，只怕是在为自己的不忠不义强辩。忠义，依然是民族的中心价值。

这几天正是祭灶神的时节，潮州有一句俗语说：“无好家神通外鬼”。故事说，有一穷人家三餐不继，对家中的灶神供养极为菲薄，灶神 越想越有恨，恰好这时阎罗王要找个替死鬼，灶神就向阎王的鬼差推荐自己的主人。没料到这个鬼主意给主人在梦中听到了，怒不可遏，就把灶神扔出门去，流下这么一句“无好家神通外鬼”的俗语。

即使高贵如神仙，如果对服务对象不忠不义，是会被扔出门外的。

伊斯兰不只叫伊斯兰

回教党宣布把它的中文译名定为伊斯兰党，理由是中国早已把回教定名为伊斯兰教。

回教党改名已不是第一次。早期用英文名简称PMIP ， 华译泛马回教党。后来改为马来名简称PAS，华译回教党。对华文的译法该党向来并不关心，如今也许受到华社青睐，改个他们认为更恰当的名，或许可以改变形象，或许可以与华人套近乎，都是有趣的谈资。

不过，该党这么一改，可能引起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今后“回教”两个字就不能用了。

有些传媒很快地就把喧闹不休的“回教法”改称“伊斯兰”法，虽然没错，却是没必要。如果要这么改下去，那么除了回教法、回教刑事法、还有回教堂、回教徒、回教国、以及回教历法、回教世界、回儒对话等等通通都得改了。

回教党有绝对的权利为党改名，它要追随中国的用法而摈弃本地用法，也是它的自由，但是关于整个回教文化的用语如何规范，却不是由一个政党说了算。

也就是说，除了回教党今后改称伊斯兰党之外，其他的用语应该保持不变，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习惯怎么用就怎么用，只要符合汉语规范，不必跟着一个党起舞。

说到中国的用语，我发现有一个本地没见过的名词“阿訇”，是从事讲经传道的宗教人员，如果是回教堂的主持，就叫“教长阿訇”，查谷歌的译法，阿訇就是Imam，本人常识差，不知这个Imam本地的中文是怎样译的，也不知回教堂的主持叫什么，只知笼统的就叫宗教司。

根据维基百科，回教在历史上曾有不同的称谓，包括：天方教、大食教、清真教，回教、回回教 ，主要是指意，即指出它是来自天方的宗教，来自大食的宗教，回鹘人信仰的宗教，至清至真的宗，直到1956年才确定用译音“伊斯兰”，但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定于一尊，其他名称仍然在用，譬如回教堂叫做清真寺而不叫伊斯兰寺，回教徒可食的食品称为清真食品而不叫伊斯兰食品。

回教堂在中国称为清真寺，或礼拜寺，或清修寺，或清净寺，或真教寺，或清教寺，都用上了个“寺”字，这点相当有趣，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从汉朝建立了第一所佛庙“白马寺”之后，这个“寺”就是佛教专用，连本土的道教和民间信仰都不用而用道观、神庙，但是回教的祈祷场所却用了“寺”字，还真与佛有缘。

回教特别受华社关心的是回教法和回教刑事法，特别是回教刑事法，因为刑罚有断手、削足，石刑，甚至斩首，所以也称之为断肢法，不过有人出于爱护回教，特地写文章为它辩护，认为以刑罚取名是在恶意地吓唬人。

联想到伊斯兰党长老聂阿兹说，回教刑事法并没有死刑，不必像小孩子见到鬼那么害怕。

会不会连长老也骗人？回教刑事法（音译为胡杜德）中规定的六大罪之中，通奸、抢劫罪都 有死刑。已婚男女通奸除了鞭笞之外，还要用石块击毙；杀人越货者处以斩首。斩首啊，难道不是死刑？难道不比鬼更可怕？

国旗飘飘，口水漂漂

民联建议更换国旗，引起政坛热议，连正副首相都上了火线，斥此议为企图改变历史和放弃国家遗产。

提出建议的是民联一位州议员马诺哈兰，来自雪州哥打阿南沙选区。此君官小口气大，宣扬的是“布城易帜”的历史性构想，像当前的利比亚，所以引起国家最高领导的重视，于是演出了一场有趣的“上驷对下驷”的剧目。

下驷先生要换旗的理由是我们的国旗太像美国国旗了，害得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出国时容易被误以为是美国人而受攻击 。

我觉得下驷先生错了，国旗不可改，正是因为它很像美国国旗，这也是国旗最可爱之处，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自豪感。

记得某年本人初次出国，在某国际大城市中，遥见一高大建筑物上辉煌条纹飘飘，十分自豪，虽然走近一看，彼条纹非此条纹，有点失望。这种感觉，相信台湾前总统阿扁也有过。某次，阿扁去南美洲参加一项会议，他的专机刚好停靠在美国总统专机旁边，阿扁觉得很自豪，提了又提。

相似不是问题，依傍一会也不要紧。譬如，我觉得新加坡国歌听起来有“马赛曲”的味道，也就是有点像法国国歌。但他们的国歌是原创的，正如我们的国旗是原创，不是山寨。 人有同名，旗有同纹，歌有同律。但我们的辉煌条纹有14条，行政上却只有13州，多出的一条既不是新加坡，也不是汶莱，未免遗憾，现在有人强说那多出的一条代表三个直辖区，很是牵强。

说到国歌，有一事本人至今耿耿于怀。

又要说当年。那是1963年，有一项“亚非新闻从业员大会”在耶加达举行，我国有派团参加，那时马印还在搞对抗。大会结束之后，苏卡诺总统设宴招待，饭后余兴节目 是跳舞，风流总统满场飞，乐队奏起印尼民谣《月亮光》。

啊哟不对，那不正是咱们的国歌“哪嘎啦咕”么？苏卡尼当然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的代表团在现场。他这么做是存心轻蔑，笑我们拿别人的XX当脸皮。尴尬的我国代表只好退席抗议，回酒店睡觉。事隔50年，还是令人难以释怀，但仔细想想，我们确实没权力禁止别人唱他们自己的歌。

根据资料，月亮光也不是印尼原创，曲子是法国人写的，流行于法国，后来传入法属印度洋群岛如赛舌耳，再流传于马来群岛，印尼乐队编写成《月亮光》唱出。

《月亮光》毕竟是花前月下哼唱的歌曲，上世纪初霹雳州采用为州歌，独立后又成了我们的国歌，一首情歌就如此由乡野走入殿堂，变成庄严的国歌。我们曾经因为采用了别人的歌曲而受到侮辱，却不曾因为国旗像美国旗而受到攻击，民联那位下驷先生不知为什么不提这个。

废除恶法首相得分

实施了50年的“内部安全法令”的恶法，终于废除了，相信有不少人感慨不已，也有不少人感到宽慰。

感慨的是那些曾经在法令下未经审讯而坐穿牢底的人，大半生就这么蹉跎了；宽慰的是那些一生致力于废除恶法的斗士，总算看到斗争的成果。今后，搞政治的人不用担心成为“政治犯”了，因为这个罪名根本就是莫须有。

首相纳吉在马来西亚日宣布废除几条被人冠以“恶法”的法令，消息来得令人惊喜，这是几十年来最得民心的礼物了。感觉上，好像套在身上的枷锁减轻了许多。

同样关心的，应该还有曾经被流放限居的黑社会大哥，以及曾经雄霸一方的“阿窿”。驱逐法令废除后，他们若再犯法，就必须依法去蹲监牢。不过，依我的想象，被驱逐到别州去限制拘留，应该比坐监牢快活得多。

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的关注点，新闻从业员最关注的当然是 取消报章每年更新出版准证的制度，不必每年到了年底就提心吊胆，不知道那张称为“KDN的灵符能不能到手。很多报馆都有“捏一把汗”的经验，就是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准证还没有来，急死了头头们。显然，这是官员滥权，有意给人穿小鞋。

新闻从业员最怕的两件事，一是拿不到灵符，一是给官员叫去喝茶。 灵符魔咒算是解除了，喝茶的压力还在，因为印刷出版法令没废。即使是叫去喝茶也得看各人的造化，因为官爷有时客气，有时不客气。

 我担任编辑部负责人的时候，曾经遇过一次很不客气的茶会，事隔多年，细节忘了。时间好像是大年除夕，不知为了什么新闻冒犯了官爷，那天一早大约六点多，内政部出版组打电话到我家，叫我“立刻”来，我要求洗个脸再出门，他说不可以，必须立刻到。我还能做什么，当然就风风火火赶到那座“海峡商行”大楼底层的出版组，以为官爷正铁青着脸在等着呢，谁知等啊等的，等到差不多十点才获得召见，官爷一副轻松模样，也没什么大事，只说了些闲话而已，当然也没有茶喝，却是着实领教一回官威。

一些赋予官员极大权力的法令，在制定时总是再三保证不会滥用，事实却证明百分百会被滥用 。印象犹新的，是火箭女侠郭素沁被关了七天，吃了比狗粮还要不如的食物，以及一位年轻女记者被扣留，竟说是为了“保护”她。


现在做人比较轻松，恶法的废除，的确是朝向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迈进一大步，但是离开“一个大马”还远。我们还有“物以群分”的政策，既然把人民分为这一群那一群，根本就与“一个”背道而驰。

李光耀赞了一句“ 纳吉是个想做事的首相”，有李圣人一赞，荣于华衮。纳吉首相敢做敢为，应予肯定，不必管反对党说这是选举操作，我就喜欢执政党为了选举多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