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风：斗鸡人生

老报人兼著名作家陈雪风（陈思庆）骤逝。朋友们莫不惋惜。

陈老是朋友之中个性最鲜明、形象最突出的，我从初中时代认识他，至今少说也有六十年，他就是这个样子，岁月并没有磨去他的棱角。他的性格可以用他的外号勾勒几分，如：早期的“潮州怒汉”，那是根据一部电影的戏名开他的玩笑，后来有人赠他“打架鱼”，还有“斗鸡”。虽然有朋友开玩笑的成分，也有敌手诋毁的成分，但是八九不离十，他就是斗鸡型的人。

说他斗鸡不是贬损他，因为他并不是乱乱斗而是有他的原则，他会为了他认为对的东西不惜与人争辩，甚至翻脸、打笔战。说到打笔战有点好笑，他曾在一次大型的笔战中遇到比他自己更难缠的对手，令他懊恼不已，这是他唯一一次像斗败的公鸡。

他这个人是受不了一点委屈 ，受不了一点刺激，容易跳起来的人。性格如此，难免得罪一些人，但是他的朋友还是多过敌人，因为除了火气大，有些偏执之外，他毕竟是个正直、有情义的人，热心结交朋友。

一个人要做斗鸡也不容易，至少要精力旺盛、精神抖擞。精力旺盛寓于健康的身体，他的健康一向好的令人羡慕，好像从来不必看医生。一直到九十年代退休，健康才出现问题，查出几条动脉阻塞，做了一次心脏绕道手术。

康复后他更加生龙活虎了，不但又去做了几年工，也参加了很多活动，其中最令人钦佩的，是以古稀之年还到武汉大学去选修一门美学课程，成了校园中最老的学生，引来当地传媒专访，成为佳话。

做了绕道20年之后，问题逐渐出现，表面上健壮如旧，实际上气势已经大不如前。由于心脏逐渐衰弱，必须靠药物控制 ，避免肺积水。换作是别人，必然收缩活动范围，多多静养，但他毫不在意，该做啥做啥，该去哪里去哪里。在家闲不住，整天在外趴趴走，甚至自驾小车南下北上奔驰，直到逝世前还到中国壮游一番，回来第二天就辞世，可谓活得充实，岁月不留白。

他这一辈子与马华文艺结缘，从不言倦。写作，出版，积极参加活动，直到最后一天还在处理出版一部评论集，有商家答应赞助，他连赞助费都来不及去领。

回忆初中时代，他已是班上的小作家，而且组织力强，把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拉在一起，每人10元20元的凑起来，就办起一份文艺刊物《碧海》。有些老同学至今还珍藏这份纪念品。

前两年他又创办了一本称为《布罗阁》的小刊物，发表评论、诗歌、杂文，九成是他自己的作品。他常常埋怨报章没有可供他发表的园地。

他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乡，老同事，老邻居，中间有一段有趣的邂逅。

离开学校后我进入吉隆坡南洋商报，他则去深造，最后落户新加坡，几年就闯出一个名堂“文艺批评家”，在机缘巧合下，也进了南洋商报。 后来报馆为了为扩展吉隆坡的规模，从新加坡调来一批编辑人员，其中就有陈雪风。我们在报馆无意中遇上了才知道原来又回到同一屋檐下，世界真小。

反石化的困惑

国光石化被台湾人赶了出来，要在边佳兰落户。

面对污染工业，起来反对是站在群众这边，是为群众的利益斗争。

之所以有点困惑是：石化工厂我们是不要了，但是石化产品我们可以不要吗？

如果产品我们要，工厂我们不要，那就是要把它赶到其他地方去，然而世界上有谁要这样的污染工业？

我们生活中的石化产品无处不在，即使是驾车去参加反石化大集会，也是要打了油才能上路，而汽油就是产品之一；再看这辆车，车内的石化产品可不少。

录一段资料看看石化产品是哪些：——

 
　　成品油，直接为交通运输、各种动力机械设备和国防装备提供动力燃料和润滑材料。

　　尿素、农膜是提高农作物单产、改善农作物品质的重要手段。

　　合成纤维、合成橡胶替代棉麻毛丝、天然橡胶，可节省大量耕地。如1万吨聚酯纤维相当于约20万亩亩产50公斤棉田一年所产棉花，1万吨腈纶纤维相当于250万头羊所产羊毛，1万吨合成橡胶相当于20万亩橡胶园一年所产天然橡胶。

　　合成纤维：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材料，约占纺织工业基本原料的40％。

　　合成塑料、合成橡胶可用在机械、电子、汽车、通讯、家电、建材、家具、包装等工业部门代替钢材、木材、纸张和有色金属材料及其他合金材料。一些性能独特的复合材料还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电子信息、国防军工等新兴高科技产业。

　　石化工业在高温、高压、深冷、易燃、易爆、强腐蚀等特殊条件下进行生产，需要先进、可靠、耐用的机械、通用及专用设备、自动化控制仪表等，对冶金、机械、电子等相关产业技术进步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经济日报）

领导与三陪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承认在位时巴结媒体，不敢冒险触怒有权势的媒体大亨。

有权势的媒体可以造王，也可以废王。

中国虽然没有英国式的新闻自由，却也流传类似媒体难缠的笑话，在此转述分享。

 话说有地方官进京，记者问他对三陪小姐的看法，他惊讶地问：“北京也有三陪？”第二天，报纸的报道是：“领导飞抵北京，开口就问三陪。”

第二次见面，记者再问同样的问题，挨了闷棍的领导面无表情说：“不感兴趣。”报出来的是：“领导娱乐要求高，我市三陪遭冷遇。”

第三次堵着又问，领导不耐烦说：“什么三陪四陪五陪的，不知道！” 新闻报道是：“三陪难满足，四陪五陪才过瘾。”

到了第四次，领导索性一言不发。记者报道：“面对三陪，领导无言以对。”

第五次，领导终于发火了，报上标题写：“领导一怒为三陪。”

最后，领导告上了法庭，媒体争相报道：“法庭将审理领导三陪小姐案；”

领导晕倒。

（出处：滕征辉著《段子》）

金鱼吐纳与老牛反刍

今年来没什么稿，我倒愿意把去年即2011看成半辈子写稿生涯的“截稿”年。

这样比较好算，因为正好50年前即1961年我成了记者开始专职写稿，虽然写的是新闻而不是创作，但写新闻也称“新闻稿”，也是文字作业。

50年弹指一瞬间。但是摇笔杆50年的人算算还不少呢。

学习写作当然是从学校时代开始，那时是五十年代，学校有校刊，班上有壁报，都在鼓励同学们写作；校外则有《世界儿童》，《马来亚少年》等刊物以及报章上的学生版，提供发表 的园地。在这种气氛下，周围也就出现了不少小作家，其中写得最勤发表作品最多的小作家当推一位笔名“孙振衍”的同学，他个子瘦小，有人叫他孙子，有人叫他老孙，因为他姓孙，原名孙速藩，后来在文坛上扬名立万的笔名是“马汉”。

还有一位笔名“陈志浩”的，不但热心写作，还是实践家，在同学群中聚沙成塔地筹办了一份文艺刊物《碧海》，可惜，热情有余经费不足，很快就玩完。这位陈志浩原名陈思庆，后来用了众所周知的笔名“陈雪风”写作，还赢得个“文艺批评家”美誉。

当时超越学生园地水准而进入报章成人副刊如《商余》的，还有一位笔名“乔木”的，可惜是高年级同学没来往，忘了他的大名 。另一位叫苏凤喜的女同学则是低很多年级，在校时不认识，她的笔名是“爱薇”。

马汉不幸于今年六月离世，其他的人也写不多，都放慢脚步了。

校园里有写作的气氛，所以出了好些爱好写作的人，经常见面聊天，尽管谈话内容水准不高，却是热情洋溢。

我的第一篇习作发表在《马来亚少年》，给我很大的激励，虽然不记得有什么稿费。后来陆续有稿发表在星洲日报学生版，第一次拿稿费买了一本字典。

我很佩服那些写了几十年的作者，他们与我不同，很多人的职业其实与写作毫无关系，是凭着一股热情和执作坚持下来，而我，涂涂写写是我的职业，虽然那也是我的喜欢的工作。

一般来说，写新闻是报道新鲜事件，遇到重大新闻有兴奋感；写社论是交差；写专栏是有话想说就说，最是快意。我前期写新闻，中期写专题，后期写社论，退休后写专栏。

近日 不时有朋友来电问，很久没有稿了，健康怎样？

谢谢，健康如常，只是不论健康如何，写作应该有个“截稿”日期，不必誓言写到最后一口气那么勉强。

年纪越大不等于智慧越高，能像巴金那样临老还写出巨著的人很少，普通人应该量力而行。

作家贾平凹挖苦作家们是玻璃缸里的金鱼，就那么一缸水，你吐出来，我吸进去，这叫做文章一大抄。

金鱼吐纳也许很不卫生，比较卫生的是老牛反刍，自吐自纳，肚子里有多少草料就反刍多少。

鲜活的例子就是那位政坛健笔敦马哈迪。他打从求学时代就在报上发表文章，到现在还勤写不息，是前辈老作家。不过，读他这几年的大作，大都在反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写《马来人的困境》时的观点，虽然辛辣，却再也激不起涟漪，因为他的话讲到“馊”了。既然馊了，就该收了。

苏丹街，五十一年前

我从南马小城市来到吉隆坡打工，第一步就踏上苏丹街，向公司报到。时间是1961年1月初，我真不想推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那时的南洋商报还没有报馆，只有一个办事处，就设在苏丹街嘉应会馆楼下，由一位主任管辖。同时来报到的还有另外三位。这次一口气考取四名记者是破天荒的，所以郑重其事，在中南马四个城市设考场，录取了四人，三人来自柔佛，一人来自雪州。四人是来隆受训，说明是三个月，然后外放到各地。我们不是科班出身，是“师徒制”，跟着有经验前辈跑。

从那天起，我每天的生活就围着苏丹街转。

最初一段时间是学习法庭采访,大概两个星期。那应该是最方便的，因为法庭就在步行距离之内。出勤时，沿着苏丹街往柏屏戏院方向走，越过“指天街”，穿过“大树头 ”，就上 “玻璃山”。玻璃山是个小山岗，绿草如茵，有几排低矮建筑，就是各级初级法庭。

方言把“法庭”叫做“玻璃厅”，而“玻璃 ”据说来自Police，不知是否有根据。玻璃山就是法庭山，现在当然没有玻璃山，它被铲平，建起宏伟的马来亚银行总部大厦。“大树头”留在人们记忆中，指天街也改了名叫祯禄街。

采访完了就沿着同样的路线回办事处，我写的稿只是给主任看的，要刊登的稿是由那位正式记者写的。那时期很早截稿，大概是下午四、五点就打包赶送机场，寄到新加坡报馆编排印刷，第二天由飞机载来。机场不远，就在旧机场路的那个旧机场。

放工之后，我沿着苏丹街往河边方向走，越过茨厂街、谐街，来到巴生车站搭车回住宿处，我寄居旧巴生路三哩一位老中医店内。

如此每日往返，迎着朝日走进苏丹街，踏着夕阳离开苏丹街。

苏丹街-玻璃山-巴生路，那是生活里的长线。还有短线。

办事处正对面是老牌鸡饭店南香，往右百步之内是大排挡双英斋，可以解决一天的吃喝。那时候的商店比较富有人情味，或者说，服务很人性化。不论是一碗面、一碟饭、一杯茶，只要打个电话，店里的伙计就会送来。之后，他又回来收碗碟。我不知吃了南香多少粉面，多少鸡饭，也不知吃了双英斋多少“上汤煨饭”。

漫步苏丹街，街头的柏屏戏院，那几天的广告画是大大的伊丽莎白泰莱剧照，于是我在这里看了在首都的第一场戏，却忘了戏名。

街上有一间药材点，可以为客人煎药，我曾光顾一次。药店对面小巷里，有老师傅为顾客理发，顾客坐在凳子上，靠街的一条柱子上挂着个手写街招，赫然是“包医烂耳”。

这条街上还有寿板店、积善堂(殡仪馆)、廉价小客栈，有应招女郎出入。星洲日报的办事处也设在同一条街上。

客栈、药店、寿板点、殡仪馆、报社，这些互不相干的行业，却有好事之徒把它们串联起来成了“一条龙服务”，即是：有人去客栈风流，不幸得了恶疾，就到药材店抓药，终于药石罔效，一命呜呼，于是家人在街上买个棺材，摆在积善堂，顺便到两家报馆发讣告。

在茨厂街转角处有个纯华文路牌写着“苏丹街”三字，字体老练，不似其他政府通告中的华文充满童趣。这是我所见的唯一华文路牌，比槟城的“附有华文”路牌早了很多，它应该是个文物了，却不知谁收藏。其实早期的商店招牌和会馆匾额很多是名家墨宝，譬如酒商公会四个字是于右任手笔。后来华文成了招牌上的附属文字，多由匠工制作。

我在吉隆坡不到三个月就“下放”了，大概只有两个月左右。初出道时的兴奋和忐忑，以及对大城市的好奇，各种感觉都慢慢消磨在苏丹街。

一年八个月之后我又回到吉隆坡，报社已经不在苏丹街了，搬到十五碑地里华路，成了有规模的报馆。

回想早年的苏丹街，不似茨厂街和指天街那么喧嚣，显得优雅的闲适。车不多，街边可以任意停车，没有黄线，没有收费格，很是自由。如今，新旧建筑杂陈，高低对立，感觉极不和谐，车流不息，要越过马路就像在赌命。虽然如此，人们依然珍惜，不愿见到它在发展的名堂下被消灭。

当年的“一条龙服务”不知去了哪里，但是老店南香健在，依旧门庭若市，却不知店内人事几番新。我与南香鸡饭的情缘未断，前几天还吃呢。

昔日舞老虎，今天迎老爷

全世界都在庆祝华人新年，不知是当今传媒发达，或者真的是大中华已经抖了起来，觉得今年特别热闹，鬼佬们也知道这是龙年，真是龙行天下。在异国的街市，锣鼓喧天，龙狮翻腾，白皮的黑皮的洋人驻足围观，既好奇又迷茫。

这种情景，难免激起一点旧情怀。忘了在哪一本什么书中读到，当初华人大量移居这个地方时，也带来各种本地前所未见的奇风异俗，尤其是过年过节，神轿出游，娶亲出殡，都是穿街过巷，惊天动地，引得土著们睁大眼睛围观，恰似今日的洋大人。

那时也，人心未受污染，清净无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心，你热闹自热闹，我观赏自观赏，各无猜疑。

后来出了政客，骑着脚踏车深入穷乡僻壤，声嘶力竭鼓吹分别心，强调“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要分得清楚，“我们”的要捍卫，“他们”的要远离。

七十年代有一句名言，烧成灰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位飞机失事跌不死的高级部长说的，他说，华人为什么要舞狮？我们这里没有狮子，只有老虎，要舞就该舞老虎。

这是文化歧视不用说，更巧的是那个年代社会上正流行着一种“老虎秀”，所谓老虎秀说白了就是黄色架步里表演的活春宫。把舞狮改成舞老虎已经是一气，又联想到老虎秀，华人社会这个气可真够大，这个伤也真够痛，它的后果是到处开始设立醒狮队“反制”。

一句“舞老虎”标识着一个时代的暴虐。那是一个非常排斥舞狮的时代，既然舞狮不能接受，其他含有中华文化元素的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才可以接受，什么不可接受，由某些人说了算。

七十年代，一次又一次的马来人文化大会的召开，给国家文化下了定义： 马来回教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其他只有符合这个价值的才能接纳为国家文化。当然，华社的反弹是召开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研讨会反击，可惜不记得有什么定论，只是强调多元。

很多不符合这个价值的东西都靠边站了。一位做广告牌的小作坊老板诉苦：国庆看板都已经做好了，却临时被拒收，因为上面写着“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他们要改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才肯接收。

于是，很多人觉得国庆节目不好看了。

争取文化权利没有停止，偶尔也有好消息传来。有一次，传出国庆委员会已经决定接受象棋为国庆节目了，马华声明是他们的功劳，大家高兴到双手擦耳朵。

历史进入阿吉哥时代，进入“一个大马”时代。

阿吉哥日前宣布，柔佛古庙出游和槟城的大旗鼓，可以纳入国家文化。之前，舞狮舞龙也获得“平反”，不再弹舞老虎的老调。（古庙出游当地有方言说是 “迎老爷”）

消息值得欢迎，可惜迟了四十年。如果当年不要舞老虎而是接受大旗鼓和迎老爷，那是多么温暖人心的事；如今荣获国家认证，只能说迟来好过不来，但是作用不像是春风送暖，倒像是疗伤，多少有点苦涩。

古庙出游已有百多年历史，难得钦定为国家文化，游行时的吆喝声：“兴啊！发啊！”，也许会更灵验了。

给怪兽开凿一个窍

貔貅：龙头，马身，麟脚，像狮子。

龙年全世界都在说龙，因为龙的传人如今抖了起来。除了龙，我们崇拜的怪兽还有几种，这里只说一种叫做貔貅（读音皮休）的，很少人谈到它。

貔貅两个字，字形狰狞，模样也狰狞，是可怕的猛兽，乍看之下，还有点像狮子。它虽然凶猛威武，幸亏它与邪恶势力站在对立面，成了正派灵物，人们认为它可以辟邪，护身，镇宅，招财进宝。

招财进宝当然是最重要的了，那还用说。

我们虽然是龙的传人，但是龙先生平时吃什么食物？谁也不理会，但貔貅的食物却很受我们关注。它不吃草，不吃肉，它的食物很特别，叫做“财”，吃四方之财。也有一说，是吸食魔怪的血而化为财。

除了食物很特别，它在生理上还有更奇异之处，就是七窍少了一窍，换句话说，就是有口没有肛门，只吃不拉。不论吃了多少都不会满溢。

人们提醒别人不要做坏事以免生个孩子没屁股，证明没屁股是很糟糕的事，然而貔貅最忌的，却是生个孩子有屁股，有屁股是大灾难。

 我看到网上有人问万能博士说，他佩挂的貔貅屁股有个洞，不知该怎么办，显得很不安。他说的那个洞，只是普通的洞，不是屁眼，居然紧张成那个样子，可见对貔貅来说，保持屁股没有洞是第一要务。

但是这个世界偏偏有人不信邪，偏要给貔貅补开一个窍，就是要给 它挖个屁股洞，医生说，是人造肛。

消息是从电视上一个访谈节目知道的。受访者是中国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大名叫曹德旺。在青海玉树大地震的赈灾筹款会上，他一出手就是一个亿，扬名神州。

他说，只吃不拉，迟早要胀死。他的貔貅雕像，就是故意挖个屁股。

他是世界级的企业家，肚子里已经有了数不尽的财，所以他也要追随比尔盖兹、巴菲特等人的脚步，将来把大部分家产捐做公益，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放弃貔貅哲学。

我觉得他给貔貅开凿个窍，真是开天辟地以来的惊天一凿！从前有个大神名叫混沌，没有七窍，他的朋友好心为它开凿，七窍完成，混沌就死了。给貔貅开窍，一旦泄了财气，即使它不死，它的主人也会心痛死，

世间貔貅太多了。看到吗？不是摆在商业大厦前那两个像狮子的东西，它不是石刻，不是铜铸，不是玉雕，而是与我们一样，会吃饭会拉屎。但他们是貔貅类，过的很快活。

最近政坛有小搞作，要做官的公布财产，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吃四方之财而变成政治貔貅。有的官爷倒真的公布了，更多官爷却不肯，都遵守财不可露眼的祖训，因此公布财产只是小打小闹，徒增咖啡店论客谈资。

本人非仁厚之辈，不大相信有人会一五一十坦诚公布的财产，更何况即使公布了，觉得其中很有蹊跷，那又怎么样？ 谁能给政治貔貅们的屁股开个洞？

无好家神通外鬼

年关急。不知城里是否还有身为伙计的人在提心吊胆，怕看到那个鸡头。

父老相告，旧时店东要辞退伙计，不愿撕破脸当面炒人，而是依照江湖规矩，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把一碟鸡的鸡头对那个倒霉的家伙，那人心知肚明，自动卷包袱。

这样的事听来好笑，显然是“唐山佬”的婆妈，时代的新老板炒人鱿鱼不看时日，大信封随时送出。但是唐山佬也有比较特别的，他们就是不肯祭出鸡头来炒人，我就知道有两个例子，可以拿来闲聊。

例子之一：年轻老板子承父业，把一盘家族生意做大，成了挂牌的大企业。我认识那个年轻老板，二毛子，讲究现代化管理，但是在他的机构里还有些员工早已超过退休年龄还在那儿晃着。福利如旧。他说，没办法，是“老的”吩咐，这些老伙计不可以辞退，要让他们做到自己不想做。

例子之二：情况差不多，但不是大公司，也不是子承父业而是换了业主，老东家对新东家提出的条件之一是保留老员工。我认识其中一位老员工，七老八老，天天上班，其实也没什么事做，可能跑一趟银行就是一天的工作。公司里还特备一张小床，让他休息。他就这样年复一年上班，一直做到他忘记上班的路，甚至忘记回家的路，不用说，他是患了严重的脑退化，当然不再出来了。

唐山佬是把员工视为风雨通路、共同打拼的战友，宾主关系有始有终，大家义气博义气，体现了传统的价值观。

现代化管依法行事，抽离了人情，劳资之间，关系趋于冰冷。

或者说，唐山佬的方式必须是小生意才行，大企业就行不通。不见得，日本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度，多少也是这个意思，不景气时不裁员，风雨同舟，你有情，我有义。

现在终身雇用制度开始崩溃，有人说，日本货如今不再有品质保证，那么多汽车出毛病回收，可能就是职工的忠诚出问题。

员工和老板之间的恩怨，说来一匹布那么长。没有人规定老板一定要仁至义尽，也没有人规定伙计一定要无保留效忠。

最近有一场场边论战，牵出的正是这个课题，有的骂打工仔不忠不义，打工仔则说不必愚忠愚孝，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 。

我觉得，要骂老板尽管骂，但是一码归一码，不要牺牲优良的道德观念。毕竟，忠义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崇奉的价值。

以最低要求来说，“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应该是起码的职业道德，也就是说，还在任职期间，应该终于职守，不做破坏公司的事。至于离如何职之后，那就看各人的遭遇和品格了。


当年中国文化革命的时候，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把千年传统道德搁置一边，宣扬大义灭亲，儿子出卖父母，小子斗老子，成为进步象征。事后回想，那是一场灾难。

至今为止，大概还没有人不敬佩关公的忠义春秋，也不敢用愚忠愚孝来冒渎圣人。那些把一切忠孝说成愚忠愚孝的，只怕是在为自己的不忠不义强辩。忠义，依然是民族的中心价值。

这几天正是祭灶神的时节，潮州有一句俗语说：“无好家神通外鬼”。故事说，有一穷人家三餐不继，对家中的灶神供养极为菲薄，灶神 越想越有恨，恰好这时阎罗王要找个替死鬼，灶神就向阎王的鬼差推荐自己的主人。没料到这个鬼主意给主人在梦中听到了，怒不可遏，就把灶神扔出门去，流下这么一句“无好家神通外鬼”的俗语。

即使高贵如神仙，如果对服务对象不忠不义，是会被扔出门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