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1日星期二

苏丹街,五十一年前

我从南马小城市来到吉隆坡打工,第一步就踏上苏丹街,向公司报到。时间是1961年1月初,我真不想推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那时的南洋商报还没有报馆,只有一个办事处,就设在苏丹街嘉应会馆楼下,由一位主任管辖。同时来报到的还有另外三位。这次一口气考取四名记者是破天荒的,所以郑重其事,在中南马四个城市设考场,录取了四人,三人来自柔佛,一人来自雪州。四人是来隆受训,说明是三个月,然后外放到各地。我们不是科班出身,是“师徒制”,跟着有经验前辈跑。

从那天起,我每天的生活就围着苏丹街转。

最初一段时间是学习法庭采访,大概两个星期。那应该是最方便的,因为法庭就在步行距离之内。出勤时,沿着苏丹街往柏屏戏院方向走,越过“指天街”,穿过“大树头 ”,就上 “玻璃山”。玻璃山是个小山岗,绿草如茵,有几排低矮建筑,就是各级初级法庭。

方言把“法庭”叫做“玻璃厅”,而“玻璃 ”据说来自Police,不知是否有根据。玻璃山就是法庭山,现在当然没有玻璃山,它被铲平,建起宏伟的马来亚银行总部大厦。“大树头”留在人们记忆中,指天街也改了名叫祯禄街。

采访完了就沿着同样的路线回办事处,我写的稿只是给主任看的,要刊登的稿是由那位正式记者写的。那时期很早截稿,大概是下午四、五点就打包赶送机场,寄到新加坡报馆编排印刷,第二天由飞机载来。机场不远,就在旧机场路的那个旧机场。

放工之后,我沿着苏丹街往河边方向走,越过茨厂街、谐街,来到巴生车站搭车回住宿处,我寄居旧巴生路三哩一位老中医店内。

如此每日往返,迎着朝日走进苏丹街,踏着夕阳离开苏丹街。

苏丹街-玻璃山-巴生路,那是生活里的长线。还有短线。

办事处正对面是老牌鸡饭店南香,往右百步之内是大排挡双英斋,可以解决一天的吃喝。那时候的商店比较富有人情味,或者说,服务很人性化。不论是一碗面、一碟饭、一杯茶,只要打个电话,店里的伙计就会送来。之后,他又回来收碗碟。我不知吃了南香多少粉面,多少鸡饭,也不知吃了双英斋多少“上汤煨饭”。

漫步苏丹街,街头的柏屏戏院,那几天的广告画是大大的伊丽莎白泰莱剧照,于是我在这里看了在首都的第一场戏,却忘了戏名。

街上有一间药材点,可以为客人煎药,我曾光顾一次。药店对面小巷里,有老师傅为顾客理发,顾客坐在凳子上,靠街的一条柱子上挂着个手写街招,赫然是“包医烂耳”。

这条街上还有寿板店、积善堂(殡仪馆)、廉价小客栈,有应招女郎出入。星洲日报的办事处也设在同一条街上。

客栈、药店、寿板点、殡仪馆、报社,这些互不相干的行业,却有好事之徒把它们串联起来成了“一条龙服务”,即是:有人去客栈风流,不幸得了恶疾,就到药材店抓药,终于药石罔效,一命呜呼,于是家人在街上买个棺材,摆在积善堂,顺便到两家报馆发讣告。

在茨厂街转角处有个纯华文路牌写着“苏丹街”三字,字体老练,不似其他政府通告中的华文充满童趣。这是我所见的唯一华文路牌,比槟城的“附有华文”路牌早了很多,它应该是个文物了,却不知谁收藏。其实早期的商店招牌和会馆匾额很多是名家墨宝,譬如酒商公会四个字是于右任手笔。后来华文成了招牌上的附属文字,多由匠工制作。

我在吉隆坡不到三个月就“下放”了,大概只有两个月左右。初出道时的兴奋和忐忑,以及对大城市的好奇,各种感觉都慢慢消磨在苏丹街。

一年八个月之后我又回到吉隆坡,报社已经不在苏丹街了,搬到十五碑地里华路,成了有规模的报馆。

回想早年的苏丹街,不似茨厂街和指天街那么喧嚣,显得优雅的闲适。车不多,街边可以任意停车,没有黄线,没有收费格,很是自由。如今,新旧建筑杂陈,高低对立,感觉极不和谐,车流不息,要越过马路就像在赌命。虽然如此,人们依然珍惜,不愿见到它在发展的名堂下被消灭。

当年的“一条龙服务”不知去了哪里,但是老店南香健在,依旧门庭若市,却不知店内人事几番新。我与南香鸡饭的情缘未断,前几天还吃呢。

2012年2月6日星期一

昔日舞老虎,今天迎老爷

全世界都在庆祝华人新年,不知是当今传媒发达,或者真的是大中华已经抖了起来,觉得今年特别热闹,鬼佬们也知道这是龙年,真是龙行天下。在异国的街市,锣鼓喧天,龙狮翻腾,白皮的黑皮的洋人驻足围观,既好奇又迷茫。

这种情景,难免激起一点旧情怀。忘了在哪一本什么书中读到,当初华人大量移居这个地方时,也带来各种本地前所未见的奇风异俗,尤其是过年过节,神轿出游,娶亲出殡,都是穿街过巷,惊天动地,引得土著们睁大眼睛围观,恰似今日的洋大人。

那时也,人心未受污染,清净无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心,你热闹自热闹,我观赏自观赏,各无猜疑。

后来出了政客,骑着脚踏车深入穷乡僻壤,声嘶力竭鼓吹分别心,强调“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要分得清楚,“我们”的要捍卫,“他们”的要远离。

七十年代有一句名言,烧成灰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位飞机失事跌不死的高级部长说的,他说,华人为什么要舞狮?我们这里没有狮子,只有老虎,要舞就该舞老虎。

这是文化歧视不用说,更巧的是那个年代社会上正流行着一种“老虎秀”,所谓老虎秀说白了就是黄色架步里表演的活春宫。把舞狮改成舞老虎已经是一气,又联想到老虎秀,华人社会这个气可真够大,这个伤也真够痛,它的后果是到处开始设立醒狮队“反制”。

一句“舞老虎”标识着一个时代的暴虐。那是一个非常排斥舞狮的时代,既然舞狮不能接受,其他含有中华文化元素的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才可以接受,什么不可接受,由某些人说了算。

七十年代,一次又一次的马来人文化大会的召开,给国家文化下了定义: 马来回教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其他只有符合这个价值的才能接纳为国家文化。当然,华社的反弹是召开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研讨会反击,可惜不记得有什么定论,只是强调多元。

很多不符合这个价值的东西都靠边站了。一位做广告牌的小作坊老板诉苦:国庆看板都已经做好了,却临时被拒收,因为上面写着“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他们要改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才肯接收。

于是,很多人觉得国庆节目不好看了。

争取文化权利没有停止,偶尔也有好消息传来。有一次,传出国庆委员会已经决定接受象棋为国庆节目了,马华声明是他们的功劳,大家高兴到双手擦耳朵。

历史进入阿吉哥时代,进入“一个大马”时代。

阿吉哥日前宣布,柔佛古庙出游和槟城的大旗鼓,可以纳入国家文化。之前,舞狮舞龙也获得“平反”,不再弹舞老虎的老调。(古庙出游当地有方言说是 “迎老爷”)

消息值得欢迎,可惜迟了四十年。如果当年不要舞老虎而是接受大旗鼓和迎老爷,那是多么温暖人心的事;如今荣获国家认证,只能说迟来好过不来,但是作用不像是春风送暖,倒像是疗伤,多少有点苦涩。

古庙出游已有百多年历史,难得钦定为国家文化,游行时的吆喝声:“兴啊!发啊!”,也许会更灵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