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南洋商报还没有报馆，只有一个办事处，就设在苏丹街嘉应会馆楼下，由一位主任管辖。同时来报到的还有另外三位。这次一口气考取四名记者是破天荒的，所以郑重其事，在中南马四个城市设考场，录取了四人，三人来自柔佛，一人来自雪州。四人是来隆受训，说明是三个月，然后外放到各地。我们不是科班出身，是“师徒制”，跟着有经验前辈跑。从那天起，我每天的生活就围着苏丹街转。
最初一段时间是学习法庭采访,大概两个星期。那应该是最方便的，因为法庭就在步行距离之内。出勤时，沿着苏丹街往柏屏戏院方向走，越过“指天街”，穿过“大树头 ”，就上 “玻璃山”。玻璃山是个小山岗，绿草如茵，有几排低矮建筑，就是各级初级法庭。
方言把“法庭”叫做“玻璃厅”，而“玻璃 ”据说来自Police，不知是否有根据。玻璃山就是法庭山，现在当然没有玻璃山，它被铲平，建起宏伟的马来亚银行总部大厦。“大树头”留在人们记忆中，指天街也改了名叫祯禄街。
采访完了就沿着同样的路线回办事处，我写的稿只是给主任看的，要刊登的稿是由那位正式记者写的。那时期很早截稿，大概是下午四、五点就打包赶送机场，寄到新加坡报馆编排印刷，第二天由飞机载来。机场不远，就在旧机场路的那个旧机场。
放工之后，我沿着苏丹街往河边方向走，越过茨厂街、谐街，来到巴生车站搭车回住宿处，我寄居旧巴生路三哩一位老中医店内。
如此每日往返，迎着朝日走进苏丹街，踏着夕阳离开苏丹街。
苏丹街-玻璃山-巴生路，那是生活里的长线。还有短线。
办事处正对面是老牌鸡饭店南香，往右百步之内是大排挡双英斋，可以解决一天的吃喝。那时候的商店比较富有人情味，或者说，服务很人性化。不论是一碗面、一碟饭、一杯茶，只要打个电话，店里的伙计就会送来。之后，他又回来收碗碟。我不知吃了南香多少粉面，多少鸡饭，也不知吃了双英斋多少“上汤煨饭”。
漫步苏丹街，街头的柏屏戏院，那几天的广告画是大大的伊丽莎白泰莱剧照，于是我在这里看了在首都的第一场戏，却忘了戏名。
街上有一间药材点，可以为客人煎药，我曾光顾一次。药店对面小巷里，有老师傅为顾客理发，顾客坐在凳子上，靠街的一条柱子上挂着个手写街招，赫然是“包医烂耳”。
这条街上还有寿板店、积善堂(殡仪馆)、廉价小客栈，有应招女郎出入。星洲日报的办事处也设在同一条街上。
客栈、药店、寿板点、殡仪馆、报社，这些互不相干的行业，却有好事之徒把它们串联起来成了“一条龙服务”，即是：有人去客栈风流，不幸得了恶疾，就到药材店抓药，终于药石罔效，一命呜呼，于是家人在街上买个棺材，摆在积善堂，顺便到两家报馆发讣告。
在茨厂街转角处有个纯华文路牌写着“苏丹街”三字，字体老练，不似其他政府通告中的华文充满童趣。这是我所见的唯一华文路牌，比槟城的“附有华文”路牌早了很多，它应该是个文物了，却不知谁收藏。其实早期的商店招牌和会馆匾额很多是名家墨宝，譬如酒商公会四个字是于右任手笔。后来华文成了招牌上的附属文字，多由匠工制作。
我在吉隆坡不到三个月就“下放”了，大概只有两个月左右。初出道时的兴奋和忐忑，以及对大城市的好奇，各种感觉都慢慢消磨在苏丹街。
一年八个月之后我又回到吉隆坡，报社已经不在苏丹街了，搬到十五碑地里华路，成了有规模的报馆。
回想早年的苏丹街，不似茨厂街和指天街那么喧嚣，显得优雅的闲适。车不多，街边可以任意停车，没有黄线，没有收费格，很是自由。如今，新旧建筑杂陈，高低对立，感觉极不和谐，车流不息，要越过马路就像在赌命。虽然如此，人们依然珍惜，不愿见到它在发展的名堂下被消灭。
当年的“一条龙服务”不知去了哪里，但是老店南香健在，依旧门庭若市，却不知店内人事几番新。我与南香鸡饭的情缘未断，前几天还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