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

抢劫时代的过来人

向来低调的大企业家郭鹤年,在回忆录中提出的坦率批评,像寂静中的一声雷。

他经历过新经济政策雷厉风行的时期,那种粗暴的执行方式,听来令人不寒而栗。

经营良好,有者传承了几代人的华人企业,突然被强制分配30%股权给土著,土著股权到手却卖了,政府又来要第二次30%,郭老形容这是抢劫。

敦胡申翁接任首相时,郭老曾经谒见并献策,但敦胡申听不进去。

以郭老的身份地位,当然足够分量提出各种劝谏,奈何在政治上,他身家再多名望再高,手上也只有一票,而民主政治,选票力量说了算。

先贤说,没有政治力量,经济成就没有保障,像在沙滩上起高楼。五一三之后,正是华人政治力量最弱的时期,连担任工商部长的人也在大选中被选民抛弃了,接着华人政党不入阁,力量崩溃,任人予取予求。

新经济政策重组社会,重新分配财富,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大老板们。

这里要提个问题:华人老板的利益,算不算是华社的利益?

很多人说不是。老板的利益属于老板,跟我们小市民无关,小市民是要靠双手找饭吃,不是依靠老板。

从个人角度看是对的,但是从整个华社来看就差了。如果老板都消失了,很多华团会变成清谈会;很多学校的董事部也天天坐以待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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