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校，我的学校

余慕莲：我的学校漂不漂亮？

我的学校不知还在不在？呐，这就是我的学校了。看，我的学校漂不漂亮？阴功，这么远，这么颠簸，如果不是为了做这个节目，我是不会来的，毕竟我的年纪已经大了。

重复说“我的学校”的人，口气有几分自豪，几分满足。

不是自豪的校友回校，而是“校主”来了。

“校主”名叫余慕莲，一个小角色，不论是在戏剧里或是现实生活里。老一辈的人应该记得，香港影艺圈有一位资深甘草演员名叫余慕莲，就是她。

很普通很平实的小故事。2004年，她从公司拿到一笔长期服务金二十多万元港币，就决定捐出八万元，为贵州偏远山区兴建一所希望小学，虽然香港与贵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样，学校建起来了，她来了，来看“我的学校”。

她来到的时候，学校数百师生列队欢迎，然后集会聆听训话 。她用港式普通话，向学生们说了几句最普通的做人道理。场面温馨。

学校虽然不大，但设备还算齐全，最令人侧目的，是学校正门顶上，矗立着七个像车轮一样大的字“余慕莲希望小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从老远就可以看到 。我注意到本地这几天因为改名而闹翻天的子文学校，校名在哪里？哦，就在上边，要拿望远镜才看得清楚。不论谁的名字挂上去，都算不上是“大名”。

学校正门出还矗立着一块铜碑，镌刻着建校的因缘，当然善人余慕莲的大名也刻上。很高规格，也很传统。这是地方上的大建设，必须铭刻其事已传后世。

学校就用捐钱的人名为校名，叫做余慕莲希望小学，她也不扭捏说那是“我的学校”，学校师生也都很感恩，而且还做成了电视节目，但是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平实，没有沽名钓誉，没有人质疑，没有一点铜臭，没有一点市侩，没有拍马屁，清纯得像山区的清风和流泉。

余慕莲和“我的学校”，是平常人做平常事，却反映了不平常的民族精神：办教育的精神。

热心教育，不只是身处条件艰苦国度的“海外孤雏”在做，即使身在大中华圈内的人也在做。不是大富豪在做，小人物也在做。

余慕莲生于1940年，七十几了，孤独一身。她小时候爹不疼娘不爱，是个苦命女孩，只念完小学，第一份工作是戏院带位员。她演过很多部戏，扮演的都是卑微的小市民角色。现在靠储蓄过日子，不是有钱人。她捐出的八万元虽然不是大数目，但是分量比富豪捐一百万一千万还要重。

不必反对有钱人把大名做成学校的招牌，也比必反对捐款人把学校称为“我的学校”，但必须是原创的，单独贡献的，不会掠他人之美的。

补充一句：挂上大名目的是光宗耀祖，就用大名好了，别夹杂什么别的，看了眼睛出烟。正如我们拜妈祖的地方就叫妈祖庙，如果连妈祖的封号64个字也要写上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记得。

（妈祖的封号是；“嘉佑护国庇民 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 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之神”。）

余慕莲回校视频：http://www.qiyi.com/zongyi/20110811/0407b3a99dba65ad.html

政客没戏唱了

埔来山滤水站

新加坡于8月31日把位于 埔来山的四个水供设施完整归还柔佛州政府。

这则小新闻倒令人有点感动。

马新签有两份水供合约，第一份的50年期于前日届满，不再续约。另一份则在50年后到期，相信也不必再续。

新加坡一个弹丸小岛，要解决四百万人的用水和工业用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向来被人看作是死穴，一些没有格调的政客动辄叫嚣要切断供水，谈续约时又漫天开价，可说受尽鸟气。

经过多年努力，一项世界级的庞大工程悄然完工，把全岛的废水回收，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可饮用的“新生水”，实现自足，从此不再看人脸色，所以租期满了之后，主动要求不续约。没格调的政客，从此再也没戏唱了。

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是民族庄重自强的好榜样。

我们这个奇怪的国家

风风火火的外劳登记运动就快结束了，说不展期又展期的，到了本月21日截止已经登记了210万人，估计还有100万人没出来，所以又展期到月底。

（扯！既然没有出来，又怎知道还有100万？）

我敢打赌，外劳是永远登记不完的，长期以来大小运动不计其数，结果都是做秀。记得九十年代也曾有过一次大阵仗的“就地合法化” 运动，狠话说到尽，不登记就驱逐。那时外劳还不很多，官方估计是80万，结果只出来一半，另一半根本不理会，即是说大概还有40万把政府当透明，继续快乐地打黑工，之后也不见得就驱逐，不但没驱逐，还不断的来者不拒，看，到了今天黑工白工不是已经超过300万了吗？管你什么6P，或者六个呸，说穿了就是给代理们揾食。

单单看外劳不断涌入，还不能说这是个奇怪的国家。欧美国家不也一样有外劳涌入的吗？我们能跟欧美相提并论，犹如脸上贴金，可说无上光荣，但是我们却有个罩门是欧美国家所无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国民却大批大批地出逃，而且一去不回头，连国籍也弃如敝屣。其他国家的人不论去到哪里工作，最后还是落叶归根，不放弃原国籍。

世界银行估计，到了去年，我们流失的人才至少100万，如果连同新加坡接纳的加起来，至少有140万。走掉的人大半是高技术人才。

进来的数以百万计，除去的也数以百万计，差别的只是质量问题。

然而移民到我们这个国家的，也不是全都没质量。近日看到报道，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有九成想移民，在他们首选的10个国家之中， 赫然有马来西亚在内，而且是排在英、美国家之前，排名第六位，令人大感意外。

他们看中我们这个国家的原因包括：语言相通，教育可以与外国双联，进出不受限制。

再看我们的人逃出去的原因，主要却是：社会不公，薪金不高，前景不佳。

小说《围城》有句著名的话：外面的人要挤进来，里面的人要逃出去，正好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像个奇怪的围城。

除了像个围城，冥冥中好像还有牵扯不断的因缘。

回想我们的祖辈来到这个地方，正像今天的各国外劳，为的是寻找更好的生活，因为在原乡活得太辛苦了。

经过几代人的拼搏，我们的生活改善了，却要逃出去寻找更翠绿的原野。

然而，困守在中国并且结束苦日子之后富起来的中国人也要来这个地方，为的也是寻找更翠绿的原野，这是多么诡异的轮回。

除了声声奇怪之外，也许我们还可以从这些现象中回答国家领袖们一再提出的问题：“华人，你们到底要什么？”

不错，在这个国家找生活是没问题的，特别是从事苦险脏累的工作，没有人会眼红。

也不错，在这个国家 做寓公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只花钱而与世无争，不妨碍人家发达。

可惜，有能力竞争的一代就不同了。他们没有同等的机会，单是奖学金就年年纠缠不清，更别说将来出道之后争取职位了。这也就是世界银行指明的社会不公的问题，改变这种不平的现象，就是华人所要的，如此而已。且看新经济模式NEM，到底能祭出什么法宝。

爪夷文 一来，我们变文盲

北方有议题，两个华基政党对当前吉打州爪夷文“泛滥”的现象有一番小小的政治口水战。口水战之后，媒体上又出现了文字卫兵的辩驳，眼看就要蔓延开来。

反对者说，广泛采用爪夷文对不习惯阅读爪夷文者不公平，也是推行回教化的进程。支持爪夷文的说，爪夷文无关回教化，它是友族的文化瑰宝，反对它等于侮辱友族和他们的文化。

推广爪夷文等于回教化？这结论跳得太快，但是爪夷文与回教血肉相连却是无法否认的。假如不是当年回教征服大半个世界（武力的或柔性的），现在不可能在世界上那么多地区看到豆芽一般的文字。

当回教传入半岛时，马来人用阿拉伯字母拼写马来文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当时马来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并不是每个接受豆芽文的民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譬如伊朗，早就有成熟的波斯文，但依然在压力下改用阿文字母书写。

几百年过去了，对马来民族和虔诚的回教徒来说，爪夷文具有很高的感情价值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六十年代制定国语法令时，确定放弃爪夷文而以罗马化为 官方字体的时候，马来人是很不舍的，也有很大的反弹。

法律确定之后，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以及民间应用文字都采用罗马化，学校课本也是如此，至今已是两代人了，全国个民族都习惯了罗马化，大多数人都不认识爪夷文。

部分马来社会依然对爪夷文不离不弃，譬如回教党治下的州属，爪夷文的应用显然逐渐广泛，可以看到的是路牌、招牌和广告板。开始的时候，华人不免有抵触情绪，但是经过华基政党为了政治利益，多年来不断为它漂泊和美化，华社警戒心也逐渐淡化，甚至连“回教国不可怕”的话也说了出来，何况是爪夷文，而那些“胆敢”继续啰嗦的老顽固，一出声就会受到文化狼群的撕咬，也就宁愿成为寒蝉了。

口水战谁输谁赢不重要，从实际层面来看才令人担忧。

万一爪夷文的推广成了不可抗拒的趋势，甚至可以取代罗马化拼音，华人社会的日子将会不好过。首先是我们的莘莘学子，现在学三语的功课压力已经够重了，无端端又得学习另一种文字，真是百上加斤。

本人不再求学，却担心有一天出门时，街上的路牌换了爪夷文，或者上医院时，说明都换了爪夷文，那就要彷徨无助了。万一不幸收到警察来的信件，或者收到官连公司的通告，诸如制水、停电、起价的通告，写的是豆芽文，立即成了个文盲。至于做生意挂招牌的，添上或换上爪夷文，那将是一番好折腾了。

马来民族热爱他们的文化遗产，我们当然要尊重 ，但是尊重不是谄媚。既然法律已经有了规定，我们还是依法行事免得乱了套，因为当初立法规定采用罗马化字体，是各民族达致的共识，不容后代政客任意操弄。

挪威人也高喊开铡

挪威人给一场连环恐袭事件吓坏了，回过神之后又愤怒了，高喊杀死他，杀死他！

不错，这是网民们的呐喊。网上民调显示八成网民赞成恢复死刑，把那个杀人魔处死，因为他已经不适合继续生活在人群中。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不论东西，人同此心，都是有复仇心的动物。强压下去的复仇心，强装出来的慈悲心，事到临头之际，终于露出真性情。

 挪威自诩最尊重生命，最早废除死刑。1948年处决了最后一个死囚至今，已经超过一甲子。他们自豪得很，判断其他国家有没有人权的准则，就是有没有死刑。这次遭遇巨变，就原形毕露。

民众愤愤不平的的原因之一，竟就是因为太过尊重生命。


人们突然发现，在现行法律之下，那个杀人魔最多也只监禁21年。即使判到最高的21 年“极刑”，也可以在服刑三份之一即7年之后，每逢周末走出监狱寻快活。服刑三份之二即14 年之后，即可以假释出狱，过正常人的生活。

有人用平均法，21年除以76命，算出杀一个人只需坐牢105天，这么轻的刑法，难消人们心头之恨。

更令人顶不顺的，是挪威的监狱简直豪华得像是度假村，像星级酒店。这样的监狱，如果放在比较落后的地区，豪华监狱恐怕会成为杀人的诱因，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可以放胆杀几个人，然后住进酒店去度假几年，出来之后又干一单，如此循环过一生，轻松快活。

人在万事顺遂的时候最容易唱高调。挪威人太幸福了，生活在人间天堂，不知人间疾苦，没有事到临头，可以轻易指责别人。希望他们遭此巨变之后，体会孔夫子那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挪威人要过太平日子，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要过太平日子。你挪威人不要横尸街头，  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不要横尸街头。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挪威要出兵打别人的时候，先想想是不是真有必要。这个和平的小国，其实也不是善良之辈，不是“与世无争”而是长期跟着美国到处用兵。前时轰炸南联盟，打阿富汗，现在正在轰炸利比亚。

这次恐袭死了76人，当然可怕，但是在阿富汗因战争而死的无辜百姓，是76 的多少倍，很难计算。

死刑可以减少，但如果废除到零，而且对罪犯那么宽待，好像所有的人权都是为坏人而备，无辜受害者可以置之 不顾，那是矫枉过正。有些人罪无可逭，有些人罪不至死。我就认为偷运几克毒品的人，处以死刑是刑不当罪。被批评最没有人权的中国，前不久也修改了法律，把68种死刑减为55种，经济犯罪如赖昌星现在可以免死，但谋财害命就死有余辜。

还有，挪威与日本是当今捕鲸业发达的国家。挪威地处北海渔场，水产丰富，何必一定要违抗潮流去搞这种“野蛮的屠杀”？

警民博弈有输有赢

轰轰烈烈的7.09大集会到了傍晚就散了，雨过天晴，不禁笑了一声：“咦，就这样而已？”

不是爱骚乱，是几天来神经绷得太紧，就像看着一部剧力万钧的戏，压得透不过气，到了矛盾冲突的爆炸点时却什么戏也没有，反而有点“失落”。

主办者净选盟说，集会很成功，有五万人上街，到处都是人潮。

警方说，控制集会很成功，只有五、六千人上街。

表面看来，警方是赢了净选盟的，因为净选盟的目标是要进默迪卡体育馆而没法如愿。警方这次确实如所自夸的表现了极高效能，不禁令人产生遐想：假如警方能够拨出三天宝贵的时间，以同样的力道来打击犯罪，包管牛鬼蛇神绝迹，民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不过若要认真计算输赢，恐怕是净选盟得分更多。他们的诉求已经引起广大的关注，游行集会固然有效果，体育馆集会也是好平台，但是进不了体育馆更反而更妙。理由是：如果顺利地进入体育馆关起门来叫嚷，没多少人注意，现在群众被分流，到处有人潮，宣传效果更大。

最大的输家当然又是老百姓，警方几天来到处拦截，车龙数里，驾车人叫苦连天，生意人也叫苦连天。

同样损失的，是国家的声誉。我们再一次向世界表明，这个号称民主国家的人民没有集会的人权。警察抓人的镜头，出现在国际传媒的屏幕上，而同样的集会，却能够出现在美国、澳洲、纽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不受干扰。有部长说游行会影响旅游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外国人不会怕看到游行队伍，他们司空见惯；他们怕的是看到镇压行动，会殃及池鱼。

还有一点，路边议论纷纷说，政府不应该失信于民。首相出面呼吁竞选盟不要搞游行，政府可以提供体育馆给他们集会，在馆内，他们要做什么都可以，要留多久都可以，条件是要和平，不可破坏公物。

当竞选盟同意进入体育馆时，全城松了一口气，以为就此和气收场，谁知政府却食言了，既不发准证，也不租体育馆，首相在取得对方让步之后就不干预，一切交给警方处理，而警方不依不饶，立功心切，继续抓人，继续围堵，闹的满城风雨。这是个很糟的教训，叫人民认识到领袖的话不可轻信。

有马华的部长说，游行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要照学，然而汉堡包也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却是吃得津津有味。游行集会是民主的一部分，迟早要像吃汉堡包一样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一味打压，终究不是办法。

净选盟主席安碧嘉的建议是可行的，就是警方划定游行路线，限时集会，限时解散，和平进行，主办者负起纠察责任，闹事的后果自负；警察则指挥交通，并严防其他团体趋近闹场，绝不允许类似这次土权和巫青那么对着干，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什么时间我就什么时间，存心闹事，态度蛮横。

邓章钦狠批华文报

连日来看到很多人写文章骂邓章钦，因为他狠批华文报，尤其是华文报记者，批得他们一无是处。

这位位高权重的雪州议会议长说，华文报记者中文差，外语差，没分析能力，没有立场，只会照单全收，没深入调查，有敲钟心态，表现不如英文报，提问题不如网络记者尖锐，总之，今天的记者只是记者，不再是新闻从业员。

对于记者表现差问题，向来只有他的上司会严词苛责，至于其他各种缺点，主要是内部检讨和改进，行业外的人士多保持尊重态度，不愿越俎代庖。当然，如果行外人士愿意给与指教也无不可，但是邓议长这次不像是指教，而是把记者批得体无完肤，的确令人感到错愕。

华文报的强烈反应不出人意料，因为华基政党特别是反对党能够在华人社会扎根，靠的不是有水准的英文报或者很尖锐的网络，而是“没有水准”的华文报，为了给反对党更多的言论空间，华文报向来顶着很大的压力保持中立。过去反对党责怪国阵的非华文媒体不中立，如今却批斗华文报“照单全收”搞中立，只会令华文报觉得里外不是人。

关于记者只是记者，不再是新闻从业员，也就是英文的 “利波的”不再是“见拿力士”的观点，的确很难理解。记者本来不就是记者吗？什么时候“记者”变成了贬义词，而“新闻从业员”变成了褒义词？也许邓议长认为新闻从业员是比较厉害的记者，是“大记者”，议长之见着实非常特异。

邓议长说华文报的文字水准今不如昔，这不是新鲜事，因为几十年前我初入行的时候，也听过前辈感叹水准今不如昔，但是早期的报章的确比较“干净”，没今天这么多杂质，原因很复杂，包括客观与主观。

客观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是赶时间 。出报纸当然要赶时间，古今皆然，但以前没有像现在这么往死里赶。现在为了赶出夜报，简直赶到鼻孔没有风，错几个字可以原谅，错过出版时间就不可原谅，加以电脑高效，每个人处理稿量大增，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所谓慢工出细活的好世界。

主观原因当然是编采本身的造诣。我知道新一代的从业员不少是华小毕业后转入国中上大专，他们虽然有大专资格，华文却只有小学程度，全靠他们在中、大时期努力自修补强，终于能够以华语华文为工作语文，如果有些人掌握的不很好，至少他们努力过，精神可嘉。 大人物理应给他们扶持和包容，而不是无情追杀，何况不是个个都那么差，不必一竿打翻。

谁都知道反对党已经很好地掌握网络工具，可以突破传统媒介的限制，而且已经有人认为神器在握，华文报可以弃之如敝屣了。邓议长如果也这么想，一点也不奇怪，不过像我这样的老人家只会看报纸，如果邓议长在推特有什么高论，没有华文报的转载，我是没机会拜读的，那将会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