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0日星期四

生病的花样可真多


好像病了,毫无预警,突然间胸口有难以形容的难受,心脏跳得仆仆声,开始冒汗,全身萎顿。

心脏病发作?不忙。

曾经两次疑似心脏病发作,冲到医院急诊室,一次伴有胸痛,一次就像这次妈的无法形容的感觉,但是医生都是看了看,就打发我回府。

这么说是过于跳跃,我的意思是医生看了应该看的,查了应该查的,还录了口供,做了观察才放归。

要不要第三次去经历同样的程序?病体难捱,去医院却很厌倦,最后还是试着自己扛一扛。医院就在五分钟车程之处,心里有个底。

通常有胸痛的病人到来,就被推到一边有个仪器的那张床,七手八脚就做了个心电图。医生如果看到没有大碍,神色就轻松得多,慢慢问一些公式化的问题:发作时,时间多久?呼吸困难吗?呕吐吗?嘴唇麻痹吗?下颚紧锁吗?

如果答案都是“没有”,医生的口气就更轻松了,抛下一句“你休息着”就走了,来个个护士,量了血压也走了,病人自己顾自己。如此这般量了几次血压,观察了三几个钟头,医生来了,说可以回去了。

有一次却走不得,因为那个女医生特谨慎,说虽然看不出问题,但关系到心脏,不可大意,就把我推到心脏护理室(CCU)再观察。

那是个普通病房,但是对病人有特殊待遇,一躺了下来,床的两边就架起围栏,不准下床,不准坐起来,连小便也不准(?保密)。身上黏着多条电线连接到那些仪器,屏幕上电波流畅,像股市的走势图。

也许是硬规矩,医生说来到CCU就不能直接走出去,必须转到普通病房至少过睡一晚才割牌出去。

无端端为什么会有胸痛胸闷?一医生仔细问:有其他病吗?吃什么药?当他听到我有吃一种压制胃酸倒流的药时恍然大悟说:是了,就是这个,胃酸倒流造成的火烧心heart burn

是胃酸过多搞的鬼。过多的胃酸不止造成胃痛、胃溃疡,还会不安分挤出胃的闸门,上溯到食道,造成胸口灼热、胸痛、咳嗽,甚至(听医生说)可能造成耳朵痛,真会搞怪。

这些虽然可恨,却不是最可怕,可怕的是食道受不了强酸,久而久之会纤维化,一旦纤维化就不妙,因为那就是癌那话儿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又不能把食道封死。

医生很了解病人的心理,到医院怎能没有取药就空手回?就给了我一些班纳度,说我的病不属于心脏科,应该找肠胃科,平时要小心肠胃。

但这是小心得来的么?要讲如何护胃,那就得从三皇五帝说起,对我已经不适用,除非我从头活过。我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伤人脾胃的事情,尽量破坏人家的情绪,骂啊,攻击啊,讥笑啊,诋毁啊……总希望别人胃抽痉。

顺便说,这次足足扛了廿四小时才好转,偶尔还有心悸。

2008年10月25日星期六

卡巴星又得空了

星又被逐出国会,禁足两天,可以回家含饴弄孙了。

他冲撞议长是故伎重施,我隔山呛他是老调重弹,可能随后而来的护星人给我留言指教,不知可有新意。

这次过程也是老套。起因是议员指责政府出钱赞助律师公会的宴会是贿赂,部长答复时有这么一句:如果议员看不到政府与律师公会关系恶劣,就是瞎了。

于是卡巴星指“没教养的部长”提到瞎子是在诋毁盲人。

在争议中,他又指议长是在“玩玩,不认真”。

就是这样,议长叫他停,他偏不停,大声对呛,终于让议长很认真地下了阿星预期的命令。

如果连“瞎子”也提不得,那么我们有很多口语看来是足以让这位“残障代言人”卡巴星做文章的了,譬如指人家看不请情况就是瞎了,听不进某个劝告就是聋了,该说不说是是哑巴。不知以后指某领袖是“跛脚鸭”,或说首都交通“瘫痪”会不会犯他的忌。

他说的虽然表面上似是有理却又没有底气,倒像是阿Q有了癞痢头就讳忌人家说“光”,甚至说“灯”。

即使有理,那也是文化问题。当国会在谈论滥权、贿赂问题的当口,插入这个问题而且咬住不放,显然有意“扯淡”。

卡巴是议会的老鸟,又是法律界的老行尊,岂会不懂议会常规,何况他经验老到,几十年来,从槟州议会到国会,都是用同样的招式来造成被逐、被禁足,得到预期的效果,一来在媒体上大大露脸,二来也不用再开会,可以翘脚。

在我的记忆中,阿星老叔并没有因为发表什么伟论而被逐的,总是像顽童斗嘴皮,玩常规,得心应手。

卡巴星很有资格成为台湾民进党立委的祖师爷,可惜他生不逢”地“。台湾有个绝佳的舞台,他们那个主持会议的院长是个“没有好过有”的人物,任由立委们打架、抢麦、占据主席台、拉扯院长,甚至把他反锁在议院之外,一切悉听尊便,然后一律休会协商,而我们的议长却是个铁面判官,侵犯不得。

这次,连反对党领袖安华和林吉祥都出面打圆场,保证以后遵重议会常规,等于间接认错,议长也不给脸。

我们小民不知议会常规是何物,但觉得议员挑战常规,当场逐出议会以示薄惩也就够了,第二节就可让他们进来,负起民代的责任,而不宜给他们放假,那样对纳税人不公平,对奸巧议员却是太宽厚。

***狗尾续***

吉隆坡人正在反对把国际闻名的美食街“阿罗街”改名为“格左拉街”,霹雳州行动党则酝酿把霹、雪四条路改名,纪念对该党有贡献的先驱人物。

抓到权力之后,想法都差不多。

把一个人的大名通街挂,本有个门槛曰:功在“社稷”,继而降为功在“党国”,再降则为功在“吾党”乃可。

2008年10月23日星期四

选张照片定终生


老同学来访,闲谈之间就随意拍了几张照片作纪念,不意没多久闲谈和和照片都上了报。

把朋友之间的闲谈写出来且上了报,这种事我不干,因为闲谈的人不用大脑,经不起有心人“前言后语”的比照和分析,冷不防就公开了,会令人尴尬。我们不像政客,尔虞我诈惯了,随时用上心机,百毒不侵。

当年有位同事,某日有一作家来访,相谈甚欢,不意谈话内容被写成文章,猛烈攻击他的观点,发表之后,令他气得跳脚,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学乖,以后有舞文弄墨的人无故到访,心里防着三分就是。

说回我那张照片是在毫无“威仪”下拍的,惨不忍睹,让我一直自以为英明神武的良好感觉顿时成灰。早知会上报,一定叫他动手慢一点,让我另选一张适合的。

报告:我现在对照片有两点主张,其一是上报的照片一定要选最适合的,而不是选最真实的。唯有自己选才有最“适合”,若让他人选,一定很无情地选到最“真实”的“某某晚年的近照”而无所遁形。

第二点主张是:每个人一生都有权利为自己挑选一张照片,给此生定格。不止是让自己舒服,也留给后代崇拜。

以前曾嘲笑“老”朋友为什么要拿看来像他儿子的照片登上报端,如今我到了他的阶段,也长了智慧,认同了他的权利。

我活到老,看到老,发现凡是大人物的照片都是经过“官方摄影师”精心拍摄的,或由马屁官们精心选出的,而不是随意在客厅用傻瓜相机拍一张就可流传千古。

比较不大的大人物也一样,从社团到政党,墙上所挂历届领导的玉照,就可看出来路都是隆重其事的。

所以,当我们提到某大人物时,脑中就会浮现他的某个美好形象,这都是照片之功,大人物既有此权利,我们也不该放弃。

当今世界这一边曝光最多的人像,大概就是画在天安门墙上那张毛像。老毛一生拍照无数,选用这一张一定有道理。我猜想这道理是:领袖看来必须很伟大,很智慧,很慈祥。如果一味讲究“真实”,那就得选用老毛接见尼克逊时或更后期的照片,“眉间嘴角都在抖”的那些照片,那就伟大不起来。

我们普通人选照片有几个考虑,不是说越年轻越好。如果你是个思想家,作家也算,选一张发型像我们的赛哈密部长的最理想,如果没有,也应“庶几近之”,或神韵似之,如果贪美选了一张当年追求女朋友时的清靓白净的,就与思想家或作家对不上号。

但是女作家例外,不论她们贵庚几何,仍该选出最年轻貌美的那张,为著作增光。你何曾看过张爱玲最“真实”的照片?

另一个考虑是: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讣闻广告的照片,乍看之下,总叹惜“又是一位英年早逝的”,然而细读讣闻,才知是位福寿全归、克享遐龄的长者。这种误会是要避免的。

由于大人物选用照片得当,使我们又敬又爱。我心中敬爱的伟人包括华盛顿、英女王、毛主席,当然,还有本土至尊,他们的玉照就印在“花花绿绿”上面,令人求之不得又爱不释手。

2008年10月19日星期日

道德判官请卸妆

蔡细历爆冷胜出,成为马华二哥。

说明中央代表有更多的考虑,并不因为一个人的私德有亏就判他政治死刑。

更多的考虑因素包括他在政府服务的经验和口碑,以及投票前夕的电视辩论展现的大将之风,给了他临门一脚。

至于光碟事件,早已“除值”,各人心里有数,再打压只会造成反效果。

那个光碟,爱八卦的人也许都已找来看过了,或皱眉,或嘻嘻哈哈,我猜想不会有人当场气得摔烂放映机吧。

如果私底下看得有趣,甚至“羡慕”老蔡的风流,总不能公开表态示同意和肯定的,是吗?

表示肯定既然不可以,那么如果对他此种行为很是愤怒,很不以为然,是否可以站出来公开谴责?

这就是问题。不可以公开肯定,却可以公开否定。是哪门子的规矩?

一个人如果选择过“道德宽松”的生活,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应负什么责任呢?首先,可能面对法律,就像安华所面对的一样。

其次,是家人的背离,朋友的疏远,邻里的侧目,社会的不齿等种种的“现世报”。此外,如蔡细历的例子,是面对选举的失败。

除了他的自作自受外,旁人是否有权补上一脚?譬如,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加以谴责,加以羞辱,简单一句,就是口诛笔伐?

再譬如说,我们痛恨贪污滥权,走私贩毒,杀人放火,我们除了在心理诅咒之外,是不是可以站出来,指某某人贪污,某某人贩毒,某某人杀人……并加以追杀?

当然不可以。正如大人物的口头禅:不可把法律操在自己手里。执行法律,要留给那些有牌的执法者。

那么“道德犯罪”呢?我们就可以把法律操在自己手上加以追杀吗?我们有牌吗?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大批打扮得儒冠儒履、一脸正气的道德巡警兼道德判官,可以任意巡城,可以“明火执仗”,“揪出”道德犯,并判他“有罪”,判词还有加上“不知廉耻”,“不如躲起来”的按语,褫夺一切公民权利。

我们真的有权利吗?我们这些判官是谁委任的?是“人人得而诛之”这句没有法治精神的封建遗毒,给了我们自封的权利吗?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人有家,鸟有家


马华龙头擂台赛,台上大话,台下小话。

我看到的是小镜头:蔡细历带着夫人、公子和千金进场。传达一个信息:家人谅解,同心同德。

老实说,如果不是有这个信息要传达,而是纯粹打亲情牌,那将更完美,因为我喜欢看到政治人物一家大小齐齐出现那种温馨场面,这是对当今冷漠社会、冷漠人心最好的示范。

安华就常常带着妻女参加政治集会,使充满暴戾的政治有了三分祥和。

可惜蔡、安两家都是遇上一些麻烦才出动家人,所以不能算是马来西亚人普遍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从政者的普遍作风,但希望他们能带动风气。

倒是鬼佬们的作风令我大开眼界,譬如美国的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出场的时候,都是老婆儿女甚至老子老娘都上台,让全国人品头评足,记者随后查到他们纤毫毕露。有一个副总统女候选人佩林,出场时怀里还抱着个奶娃娃,不像是要“做大事”的样子,然而鬼佬们就喜欢。

我们的台面人物固然有人带着老婆趴趴走,但多数是讳莫如深。这一来就引起了探秘的好奇心,有人看到蔡家出场后就问:那个林祥才结婚了没有?

不要以为一家大小齐出场是平常事,搞不好会遇上这个说有约会,那个说有行程,若不是高度重视,各人取消约会改变行程,恐怕还凑不到一块呢。

不是说东方人比西方人更重视家庭的吗?也许是,但是看来我们重视的是对家庭的义务而不是感情。鬼佬们是不合则离,我们是不合也不能离。

我们重视的是家庭稳定,不合谐也没关系;他们重视的是家庭和谐,所以他们要做大事的,一定把家庭生活摆出来证明和谐,而我们要做大事的,却把家庭生活当作隐私。(乏善可陈?)

于是我们台上的人物都是一幅“做大事”的嘴脸,单刀赴会,“不受家小拖累”,行如风,坐如钟,直到有一天,他们实在混不下去了,黯然下台,第一句话倒是人人口径一致说:“今后我要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

政客这种“因公而忘家”的伟大表现使我想起几天前又听到电视台有人在讲夏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

不知是哪位老冬烘编造出这个过门不入的烂故事,来突显“公而忘私”的美德。我对这个美德不敢说什么,但这个故事听了很不爽。

如果全心全意献身为公,就应该像那些好汉们说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而不该去害另一个人。

大禹不是忙到三十岁还没时间结婚吗?可是工程来到“涂山”这个地方突然色心大起,与一个女孩子结了婚,三天后就离去不回头,还三过家门不入!

真的那么忙吗?来到家门,进去喝杯茶,抽支烟,问声老婆缸里还有没有米,难道就不能吗?怪不得有人说,大禹不回家是有了外遇,哈哈。

这个烂故事戕害了整个民族的心灵,让我们以为要成为伟人,就必须做到不近人情。我们需要西方的解药。

希望看到更多的政客崇洋,为“和乐家庭”作个示范。

2008年10月13日星期一

翁诗杰来不来?

马华龙头之战,各路人马华山论剑,万众期待,翁诗杰却说不来。

为什么不来?真是费疑猜。

几天前,小翁说对手蔡锐明不来,是因为怕用华语辩论。现在蔡律师来了,小翁闪了。

你说政务繁忙,谁也听不进去,因为眼见有人为了党务,连联合国的会议也不去,政务哪有这么重要。人们对事情总是“那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总是钻牛角尖,疑神疑鬼说:不来,是不敢乎?是不屑乎?

小翁岂是“不敢”之人?二十多年来,党内过关斩将,智勇双全。如今政见辩论而已嘛,小菜一盅。

那么,是不屑乎?

于是想到小翁性格恃才傲物。我说,恃才傲物不是坏事,但千万不要恃才傲“人”。老蔡好坏是党内前辈,敬他三分总应该。所以希望他也不是“不屑”。

认识翁诗杰二十多年。记得当年报纸上有一场文化大辩论,矛头直指马华。马华党内,唯有翁诗杰是敢拍马而出的白袍小将,力敌群雄,文笔犀利,令人刮目相看,认为此小将终非池中物。

他不但文采出众,也辩才无碍,曾经与林冠英在中华大会堂辩论“谁是政治寄生虫”。我作壁上观(在楼上听),最后的评语是:翁方胜。他的词锋、内容、台风都压到对方。林冠英当时显然磨练不够,还很青涩,几次左支右绌,靠台下同志哄抬气势。

如今两位小将都已成长为大将,一是部长,一是首长,是华社一时亮瑜。

不久前,林冠英与许子根有一场辩论,我不知有直播,错过机会,但冠英不以“今时不同往昔”而拒绝,愿与“手下败将”辩论,尊敬对手,这种为人态度值得嘉许。

但是我对他令尊林吉祥的记忆却是另一桩。

老林在某次大选前,再三挑战李三春到华人区芙蓉来与他竞选,看死老李不敢来,不料老李竟然来了,老林却闪了。

人们对各种版本的“范跑跑”总是铭刻于心的,因为好汉不该放了火就开溜。

这次不是小翁放的火,但是既然嘲笑了对方不敢来,自己就得好好示以颜色。再说,把一个大好舞台拱手让人也不划算。这可不是小舞台,而是电视直播的大舞台,广大华社等着瞧。

不参加辩论,对党内选情固无影响,但对广大华社的观感就不同,毕竟马华号称代表华人。小翁如今攻顶,必然奋力一战。人们期望看到一个本色的翁诗杰,而不是一个“不像翁诗杰”的人。

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

今天社论看了吗


父老们(当然是我这一代人的父老啦)说,看报纸不看社论就不算看报纸。

课堂上老师也说,社论是报纸上最重要的文章,必须天天看。

这样的话,市面上还听得到吗?

不止没听到,还有更甚的。

在我服务过的报馆曾经作过读者调查,发现看社论的人实在不多。于是英语特佳、重视市场的高层人物试探说,我们能不能索性取消天天有社论,等有大事件才写?

讨论结果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没有社论就不像大报。

然则,没有社论就是小报了?于是有人反驳说,畅销的英文《星报》也不是天天有社论,你能说它是小报吗?

《中国报》本来有社论,浴火重生之后 就没有了,谁也不以为意,说明社论没有也可以,也即是可有可无,不是“最重要的文章”,不必天天读。

社论长期是报纸上的“一言堂”,威了很久,被喻为报纸的灵魂,是主要的卖点,所以报社不惜重金礼聘远方来的名笔“主持笔政”。

五、六十年代,最红的名笔当推李星可、仝道章两位,一来他们的确写得好文章;二来他们曾经被李光耀抓过,一夕爆红。原来写社论也会坐监。

后来,香港出了一位金庸先生,他为《明报》写的社论更是脍炙人口,当然也是该报的卖点之一。本地还有报社情愿奉上版权费加以转载。花钱转载他报的社论,够有趣。

社论从“灵魂”、“卖点”沦为可有可无,其实非战之罪。

在不民主时代,民意没有出口,报纸是唯一出口,所以号称“人民喉舌”,虽然书生躲在斗室内写文章就能反映人民心声,是个奇迹。

很长时期,社论是单门独市不得不看,直到四十多年前,它的地位动摇了,开始失宠了,因为出现了言论版,言论多元,很多鸟在叫,作者涌现。作者写自己的话,比起社论写“众人”的话更有看头。看啊看,就忘记了看社论。是这样的吗?哈哈,也许是的,写社论的朋友多担待。

除了百鸟齐鸣,还有满街的民意代表,各级的YB,“人民喉舌”多如牛毛,七嘴八舌,互相矛盾,互相交锋。

民意代表的言论空间宽阔得多,他们有政治地位,可以放言高论和空论,在殿堂里还有免死牌;报纸则是船头怕贼,船尾怕鬼,战战兢兢,每天例行公事,四平八稳、不偏不倚将就过日子,但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社论俨然是“大报”的华表。

还有人为了看社论而去买一份报纸吗?

或者,买了报纸,社论看了吗?

我问各位是倚老卖老,各位千万不要反问,那样会令我尴尬。

2008年10月9日星期四

新闻版的框框

现在的报纸新闻版有框框,读来都是评论,没有其他。

从前的新闻版也有框框,内容却没有评论,只有其他。

现在如果看到框框里的文字不是评论而是其他,一定会觉得异样,甚至有人会认为如果不是评论稿就不能算是稿,而是骗稿费的东西。

同样的,从前如果看到框框里的文字出现了评论,就会认为是犯禁,因为报纸的评论,只能出自“社论”一个平台。

报纸在演变,但是习惯会把人僵住。

且说那个框框。过去叫做“特写”或“特稿”,像是一篇散文,叙述的,说明的,描写的。随着副刊的多元化,很多特稿现在可以归副刊,只有一样不宜,就是新闻特写。

我们对特写的第一印象是电影或照片的特写镜头,很少联想到文字的特写镜头,因为这已经是从版面上淘汰了的文体。

读新闻时都很想知道现场情形和气氛。从前没有电视靠文字描绘,如今电视的直播或录播,胜过千言万语。但是要上电视却是求之不易,没有电视照顾又没有文字描绘的新闻,就少了色彩。

很多新闻报导都着重大人物的言论。有些活动是主办者长时间策划和费尽心机筹备的,“不幸”请了一位大人物来剪彩,结果抢尽了风头,上报的只有大人物的演讲。如果没有请来大人物,又恐怕记者不赏脸。其实,有些新闻场景,或现场人物,都比大人物的“他说,他又说,他强调说……”更有趣味性。

不久前看奥运圣火传递,在中国内地所经之处万人空巷,当局动员了万千群众盛装到场,载歌载舞,看样子是辛苦排练很久了。可惜那个电视机镜头却始终只对准火炬手,“目不斜视”一路拍,看了心里好急,转啊,快转啊,给我看路边那个盛大的场面啊,结果是遗憾得很。

报道大型活动如果只是写大人物的演讲,就像摄影镜头只是对着火炬手一样令人遗憾。

新闻特写是给新闻加上色彩。

为什么突然旧事重提?也许是长期独沽一味,口里淡出一个鸟来,就想到一些古早味而已,没别的意思。

2008年10月6日星期一

走过B型肝炎

B肝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走。

把这段经历说出来,或许可以给同病患者些许鼓舞。

我于九十年代的一次体检时验出有B肝。当时觉得很厌烦,怎么如此不好运,老是给恶疾缠上。

去找前些时候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他也很惊奇,因为在术前的检查中并没有发现。他很肯定,一来外科医生对于通过血液传染的疾病如爱滋和B肝特别警惕,为保医疗人员的安全,一旦发现就必须采取特别防护措施。二来他是我的早年校友,特别用上心。

那次手术并没有输血,所以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传染上。既然发现了,最重要的是赶快检查看有没有HbeHbB肝,加上一个e是什么?他也不会翻译,只说如果有e就表示病毒处于在活跃期,会传染给别人;如果没有,就表示病毒只是静静地潜伏着。

结果是没有发现e,至少不会害人。

之后每隔半年就检查一次,确定它没有活跃起来。如此过了好多年,因为吃药多了又出问题,一种肝酶GGT超标,就去看肝专科。

医生说,GGT不碍事,喝酒多的人也会这样,何况我在吃药。倒是B肝不可轻忽,叫我去查DNA

名目可真多,原来病毒也有DNA。也是验血检查,这单项检查收费特贵。好容易等到报告来了,说是:没有查出DNA

但是,又写着:小于200 copies

医生说,我的情况很轻微,只差一步就康复,200是最小的数目。

去请教一位做医生的亲戚,他更乐观地说,从检查报告来看,我的病可说已经康复了。理由是:

B肝病毒有三层,外层s,中层e,内核DNA。我既没有中层e ,又没有内核DNA,平时验血看到的只是一空壳s,即是没有病了。

至于“小于200”什么的,是检查者惯用的给自己留有余地的说法,表示当时的确是没看到,但不保证完全没有。

B肝会痊愈吗?他说,如果是遗传的,痊愈机会微乎其微。如果是成年后传染到的,有10%15%的人会不药而愈。

我算是幸运的一个,也希望其他同病患者一样好运。

2008年10月2日星期四

太空诺

太空诺是新创的英文字taikongnaut的音,专指中国的太空人,这令中国人很感骄傲,在新闻播报中特别加插这段消息说:英文字典已经收录了这个新名词。

鬼佬也真搞怪,每当一个国家有人上天,就给他创造一个新字,叫什么什么“诺”。美国的诺是A字头,俄国的诺是C字头,中国的诺就是T字头。将来有一百个国家派人上天,就有一百个“诺”,真是没事找事。还是我们的中文好,只需认识三个简单的“太空人”就可以一览天下。

以前美苏比赛上天的时候,文字是很简单的,一离开地球就是太空,去到太空的就是太空人,太空狗,太空船,太空站……

但是现在三个字已经不够了,因为中国追了上来,大国风范毕竟不同,不轻易随俗,首先是“太空人”已经弃用,代之以“宇航员”。于是有“凡是中国的就是最标准的”文字工作者大表赞扬说:宇航员最贴切了,最达意了。远比太空人好,太空人当然应该称为宇航员。

言犹未落,这次神七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已经不再提“宇航员”而改口为“航天员”了。相信凡是派一定追赶得很兴奋。但是,英文却很给“太空”面子,直接用了taikong,不知中国会不会看在这taikong的份上,在骄傲中又叫回太空人。

中国也不是不承认有个太空,还是用“太空行走”,“飞向太空”,“太空养心丸”,只是一来到“太空站”就变成“空间站”了。

我不会分别太空和空间的细微之处,只是觉得建个太空站当然要去太空,但是建个“空间站”何必去到那么高,我家的房间就是一个空间。把太空环境说成空间环境,好像就是在说我的房间环境。

文字用久了就带着用者的情绪,所以每当文字一改,我就有点情绪。

至今情绪未平的,是我用了几十年的银行“户口”,忽然改为“户头”了,就一直嘀咕。后来又看到凡是派先生写文章,说我们用“户口”是如何如何的错到家啦,如何如何积非成是啦,因为户口是古时候的人口调查,“计家曰户,计人曰口”,早就该正名为户头啦。

我查了一下字典,户头的意思是“犹户主也” ,就是一户之主吧,这跟我的银行“户口”有什么关系?

倒是台湾的“去中国化恶搞”出来的用词“账户”还比较沾上边。

此外,我们已经适应了用公制的公里、公斤,本来中国也是这么用,最近我在中国的官方电视台听到越来越频繁地把公斤说成“千克”,把公里说成“千米”了,如:三百千克、三百千米……

乍听到“三百千克”时,前面那三个字“三百千”真是亲切得很,那不就是我们的大马华语了么?我们把三十万说成三百千,那是一间中级房屋的售价,虽然这种语法受到狠批,民间还是顽固如故。

三百千克、三百千米,头脑要转了又转。到底跟不跟?

加一句:“海盗”现在叫“海匪”了。

不知中国的语文专家是太严谨呢,还是太随意。我们这里要“凡是”中国就跟,是有点累。